首页 -> 2004年第4期
美国的意识形态
作者：萨米尔·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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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巴黎人民正在为（巴黎公社的拥护者在1871年发动）“突袭天空”做准备的时候，美国的各城市为世代贫穷的移民（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等）组成的帮派之间的一系列暗杀提供了舞台，这些暗杀往往都有厚颜无耻的统治阶级在背后操纵。
今天的美国没有劳动者政党，历史上也从未有过。所谓的强大的工会从任何层面上讲都是非政治化的。这些工会与任何政党之间没有联系，也就无从与之就自身的利益达成共识并诉之表达。这些工会也从未有能力提出自己独到的社会主义观点。相反，他们和所有人一样，认同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因此这种意识变得更加不可动摇。当他们开展斗争时，立足于内容局限、目标具体的行动计划，从不涉及对自由主义的质疑。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始终是“后现代主义者”。
然而对劳动者阶级而言，社团信念不可能替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非洲裔美国人这一美国社会最激进的团体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基于社团意识形态的斗争，从定义上来看，只能局限于反对制度化的种族主义。
关于欧洲人（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和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人们最忽略的一点，就是启蒙思想对两者发展的不同影响。
我们知道，启蒙思想的哲学理念决定了现代欧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其影响延续至今：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无论是信奉天主教的（法国）还是推崇新教的（英国和荷兰）——早期核心国家，还是在德国和俄罗斯都是如此。
和欧洲不同的是，在美国，启蒙思想仅仅起到一种边缘性的影响，只吸引了少数（亲奴隶制的）贵族，后来的杰斐逊、麦迪逊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是这个小团体的代表人物。总之，新英格兰的教派丝毫没有受到启蒙时代批判精神的影响，他们的文化依然更接近于塞勒姆巫术，而非启蒙时代的不敬神的理性主义。
当美国资产阶级成熟之后，排斥启蒙思想的后果表现了出来。一种简单且错误的信念由新英格兰产生，那就是认为“科学”（如物理学那样的纯科学）应该决定社会的命运，一百多年来，美国社会广泛接受了这种意见，不仅统治阶级，绝大多数老百姓也如此。
以宗教代替科学的现象可以解释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些特征。为什么哲学在美国是如此不受重视？因为它已经退化为枯竭的经验主义。为什么人文和社会科学被疯狂地降低为纯科学（即硬科学）？纯经济学代替了政治经济学，基因科学代替了人类学和社会学。 这后一个令人遗憾的怪胎在当代美国意识形态和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提供了另一个连接点，毫无疑问，贯穿美国历史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鼓励了这种联系。这种关于科学的特殊观点还造成了另一种怪胎，那就是宇宙猜想的癖好（其中Big Bang “大爆炸”理论是最著名的例子）。
启蒙思想告诉我们，物理学是研究宇宙里某些被界定为研究对象的有限领域的科学，而非研究宇宙整体的科学，关于宇宙整体的科学与其说涉及科学领域，不如说涉及形而上领域。在这一层次上，美国的思维体系更接近于调和信仰与理智的前现代观念，而非现代科学传统。 这种落后的观念被完美地移植于新英格兰新教各宗派的蓝图和这些宗派造就的这种弥漫着宗教气氛的社会里。众所周知，正是这种倒退威胁着欧洲。
资本、军事力量和帝国主义新秩序
占主导地位的《圣经》意识形态以及缺乏劳动阶级政党，这两个因素构成美国社会的历史形态，两者结合起来造成了一种全新的形势：一个事实上由单一政党运作的体系，即资本的政党。
组成这个政党的两个派别都赞成自由主义的基本形式。两派只领导着参加这种残缺虚弱民主的少数人（大概占全体选民的40％）。由于劳动者阶级一般不投票，“资本政党”的两派都在自己的中产阶级群众中游说，培植着自己的选区选民，这些选民由一些资本家利益集团（游说议员团）和社区赞助团体组成。
当今美国民主构成了被我称为“低密度民主”的高级阶段模式。它的运转建立在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彻底分离的基础上。经济受制于资本积累的法则，而造成政治与经济分离的是竞选民主制度。更有甚之，任何激进的反对都不可能影响这种分离现象，因为它已经成为所谓“共识”的一部分。然而正是这种分离完全摧毁了政治民主的所有创新潜力。它阉割了代表机构（议会之类），使之软弱地服从于“市场”和它的旨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抉择选举最终是徒劳的，因为决定美国人民命运的不是选举的结果，而是反复无常的金融市场和其他市场的行情。
结果，美国的国家机器完全服务于经济，也就是说，完全服务于资本，全然忽略社会问题。美国能够以这种方式运转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社会的历史进程限制了劳动者阶级政治意识的发展。
欧洲的形势不同，欧洲的国家机构曾是（并可能重新成为）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对抗的强制论坛。这便是欧洲国家偏爱采取社会协议方式的原因，这种方式能转换成带有真实意义的民主实践。当阶级斗争和其它政治斗争不能强制国家采取这种方式时，当这类斗争无法拥有自主权而受制于资本积累的惟一逻辑时，民主就沦落为毫无意义的实践——就像在美国的情形。
弥漫社会的宗教活动以及原教旨主义话语对它的煽风点火，加上被压迫阶级政治意识的缺乏，给了美国政治体制一片前所未有的施展空间，使这一体制得以摧毁民主活动的潜在影响，将民主活动降格为（对统治阶级）有益无害的礼仪（政治成为娱乐，啦啦队队长出现在政治活动的开幕仪式上等等）。
然而我们不应被迷惑。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占据领导地位，并不是原教旨主义在指挥真正的篡权者：资本和政府里为它服务的仆人。在美国，只有资本决定一切；当它做出决定之后，才开始调动美国的意识形态为自己服务。媒体，即以闻所未闻的方式系统地制作假情报的机制，开始为资本的目的运作，孤立评论家并使他们屈从于一种可恶的、旷日持久的政治讹诈。于是，权力轻而易举地操纵“公众舆论”，使公众陷入愚钝。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统治阶级培养了一种恬不知耻的道德，它被包裹在一副虚伪的外壳下。国外观察家对此明察秋毫，但是美国人民却在某种程度上不明真相。这个政权相当热衷于诉诸暴力，只要有需求，不惜采取最极端的方式。美国所有的激进活动家都再清楚不过：摆在他们面前惟一的选择，不是背叛，就是某一天死于暗杀。
和所有其它的意识形态一样，美国的意识形态在“日益陈旧并枯竭”。在以经济强劲增长为标志，以及福利水平说得过去的平静周期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自然地减弱了。因此体制必然运用经典的方法来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输血。敌人（总是一个外国人，因为已经宣布美国社会肯定是好的）被指示出来（即“邪恶的帝国”、“邪恶轴心”），这样可以调动可能的力量消灭敌人。过去这个敌人是共产主义；麦卡锡主义（一个已经被今天的亲美分子忘记的现象）曾使冷战和欧洲边缘化成为可能。今天，敌人变成了恐怖主义，这是一个再清楚、再简单不过的藉口，统治阶级制造了这一藉口以便达到自己真实的目的：实施对全球的军事控制。
美国新的霸权政策公开承认的目标是防止有可能出现的不顾华盛顿的禁令而抵抗的势力。所以对美国来说，有必要除掉已经变得太大的国家，以便制造尽可能多的、甘愿接受美国基地“保护”的殷勤的卫星国。美国最近的三位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达成了一致意见：只有一个国家有资格“大”，那就是美国。
从这种意义上讲，美国的霸权最终要依靠它异常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不是依靠经济制度的某一特殊优势。美国凭借其军事力量，可以无可争辩地以全球黑手党领导者自居，它那“看得见的拳头”将把帝国主义新秩序强加给任何不愿意与它为伍的国家。
受近期战果的鼓舞，极右分子已经紧紧将华盛顿权柄握在手中。可以提供的选择再清晰不过：要么接受美国的霸权和美国所提倡的极端自由主义，此一自由主义的含义仅仅比一心捞钱多一点点，要么两者都拒绝。如果接受第一种选择，我们将放手让华盛顿把世界设计得如同德克萨斯州。只有第二种选择可以有助于我们重塑世界：一个本质上多元化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
如果当年欧洲人能在1935年或者1937年采取行动，那么本可以在纳粹党人疯狂造成那么多伤害之前阻止它；延误至1939年的行动使无数受害者遇难。我们有责任现在行动，这样，华盛顿的新纳粹挑衅才会受到抑制并最终被粉碎。
（原文载于Al－Ahram Weekly, 转引自2004年Resumen Latinoamericano）
萨米尔·阿明，埃及人，经济学教授，曾任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现任联合国大学（位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卡）“第三世界论坛”非洲部部长。主要著作有《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
胡沁，学者，现居北京，曾发表文章若干。
索飒，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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