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美国的意识形态
作者：萨米尔·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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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尔·阿明 著 胡沁 译 索飒 校
译者按：面对日益激化的中东和伊拉克形势，人们加紧思考着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著名第三世界思想家阿明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现状是历史的产物，发现其内在逻辑才能洞见症结。文章中所涉及的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新教原教旨主义与“选民”意识问题，大屠杀与奴隶制问题，启蒙主义的影响问题，移民与个人主义问题，社团意识、种族观念与阶级觉悟、政治意识、公民意识的差别问题，资本作为单一政党运作的问题，军事力量与新纳粹威胁的问题，都是值得思考和商榷的大问题。更重要的是，阿明提出了“我们有责任现在行动”的警语，使一切知识阶层的思辨升华为当代人的使命。
政治文化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
今天的美国被一个战争罪犯集团统治着，他们是通过一种政变而获得权力的。尽管那场政变已被在此之前（可疑）的选举而合法化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希特勒也是一位被选举出来的政客。比较他们的相似之处，9·11事件实现了“国会纵火案”的作用，它使美国统治集团获得了类似于盖世太保的警察权力。他们有自己的《我的奋斗》——“国家安全战略”，他们有自己的群众组织——爱国者组织，还有自己的鼓吹者。如今，我们有勇气说出这些真相，并且不再用毫无意义的“我们美国朋友”这类虚伪的词语来掩饰事实，这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文化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显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美国人的政治文化和衍生于欧洲大陆历史下的一些欧洲国家的政治文化迥然不同：在美国，新教极端主义派别建立起新英格兰，在此基础上，实行了对美洲土著居民的种族灭绝和对非洲人的奴役，出现了作为十九世纪持续移民浪潮产物的种族隔离社会。
特殊形式的基督教
现代性、世俗主义和民主政治不是宗教信仰进化的结果，也不是革命的结果。相反，是宗教信仰为了满足一些新生势力的要求做出了调整，这种调整并非新教所特有，它在罗马天主教世界也有类似的反应，只不过调整是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出现的。一种新的宗教精神诞生了，它摆脱了所有的教条。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改革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先决条件，尽管韦伯的观点被欧洲新教徒广泛接受，因为韦伯肯定了新教的重要性，新教社会是韦伯观点的受益者。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并不代表与欧洲旧有意识形态（包括对基督教的早期解释在内）及其“封建”制度可能达到的最彻底的决裂；相反，宗教改革只不过是一种最混乱、最粗糙的与传统宗教割裂的形式。
推动宗教改革运动的一方面是社会统治阶级的力量，他们建立了由他们控制的本国教会（英国圣公会或路德教会）。因此，这些教会便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君主政体和大地主之间的妥协，同时在防范穷人和农民阶层的反抗威胁上设立了一道防线。
国立教会的建立有效地排斥了天主教的普世性，这一结果特别有利于强化君主专制的统治，增强了它作为旧政体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仲裁者的权威性，也强化了这些阶级的民族主义意识，延缓了新形式的普遍精神的产生，这种普遍性后来因国际社会主义得以弘扬。
宗教改革运动的其它方面是由社会底层阶级推动的，他们是资本主义引发出来的社会变革的主要牺牲品。这些运动采取了传统的斗争形式，沿袭了中世纪千僖年主义运动；结果他们注定要落后于时代的需要，无法找到出路。于是，社会底层的这些阶级不得不等待法国大革命的来临，这场革命带来了世俗主义的、激进大众民主运动的形式。同时他们还要等待社会主义的来临，此时他们才能找到有效表达自己需求和所处新历史条件之间的切合点。相反，早期的新教团体靠原教旨主义的幻想过日子，这种幻想促使各种各样受制于世界末日观点的教派通过无限复制的方法产生，而这种观点正在今天的美国扩散。
十七世纪被迫从英格兰迁移出来的新教教派发展了一种不同于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特殊形式的基督教。因此这种基督教甚至得不到大多数欧洲新教徒的认同，包括得不到大多数英国统治阶级信奉的英国圣公会的认同。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宗教改革运动的本质是回归《圣经·旧约》；当天主教和东正教将基督教定义为与犹太教的决裂时，《旧约》受到了冷落。而新教教徒则使基督教恢复了它作为犹太教合法继承者的地位。
这个在新英格兰得到长足发展的特殊形式的新教，继续塑造着当今美国的意识形态。首先，它利用《圣经》里的内容赋予征服“新大陆”以合法性，为征服“新大陆”扫除障碍[《圣经》中以色列对（耶和华许诺的）“约束之地”的强力征服是美国话语中不断重申的主题]。而后，美国又将它所谓的神授使命延伸到整个世界。这样，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自己就是“选民”，这一词同纳粹党人标榜的“统治民族”别无二致。这正是今天我们面临的威胁，也是为什么如今的美帝国主义（而非帝国）会比它的前辈更加野蛮的原因，因为他们前辈中的大多数都没有打着神授使命的幌子。
历史改造着各个民族
我不赞成那些认为历史仅仅只会重演的观点。历史改造着各个民族。这种情况在欧洲已经发生过。然而不幸的是，美国的历史不但没有清算自己恐怖的起点，相反强化了它的恐怖起点，使其后果得以延续。美国“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一浪接一浪的国内移民潮造就的国内殖民化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当代人试图鼓吹美国独立战争的意义，但是这场战争仅仅是一场有限的独立战争，相当缺乏社会内容。在反抗英国君主政体统治时，美国的殖民者并没有设法转变经济和社会关系，他们仅仅拒绝继续同宗主国分享既得利益。他们希望掌权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现状，而是为了——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大的自由度——延续现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向西部移民，其后果之一必然是对美洲土著居民的种族灭绝。同样，独立战争的革命者们从未向奴隶制度挑战。事实上，这场革命的绝大多数著名领袖是奴隶主，而且他们对奴隶问题的偏见是无法改变的。
对美洲土著居民的灭绝隐含在新上帝子民肩负神圣使命的逻辑之中。对大屠杀的谴责不能简单地立足于一个远古时代的道德问题。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种族灭绝的行为仍在被公开赞扬、被引以为荣。好莱坞的电影制造了牛仔“善良形象”和美洲土著居民的“邪恶形象”的二元对立，这种对历史的歪曲成为对子孙后代教育的中心内容。
在奴隶制问题上也是同样。从独立以后到奴隶制度废除之前，经过了近百年的时间。法国大革命从与美国人相反的角度提出了废奴口号，而美国奴隶制度的废除和道德觉醒事实上毫无关系，它的发生仅仅是因为奴隶制度已经不再适应资本扩张的需求。因此，非洲裔美国人不得不又等待了一个世纪才被赋予了最低限度的公民权利。彼时，仍然很难向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挑战。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私刑杀害仍然在很多地方存在，为“家庭野餐”提供了藉口。事实上，私刑杀害持续至今，不过或者比过去更隐蔽更间接，或者通过一种司法制度，这种制度使成千上万的人被处死，其中大多数是非洲裔美国人，尽管人们都知道被处刑的人中间至少有一半是无辜的。
持续的外来移民潮也帮助加强了美国的意识形态。移民当然不应该对造成他们背井离乡的穷困和压迫负责。他们是作为受害者离开故土的。然而，移民也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用集体努力去改变故土环境的尝试，他们失去了根基，用侨居国的个人主义和“借着长靴绳向上拉自己”（个人奋斗）的意识形态取代了昔日的苦难。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也延缓了阶级意识的出现，而阶级意识在新一轮移民浪潮到来从而使旧有的政治主张流产之前，很难有所发展。当然，移民促进了美国社会内“种族集团力量的加强”。个体成功的观念并不排除族群团体的强大和支撑（比如爱尔兰人或意大利人社团），没有族群团体，个人的独立发展是经受不住考验的。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应看到，种族认同观念的强化和发展得到了美国制度的有意鼓励，因为种族观念的强化必然会削弱阶级觉悟和积极的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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