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一个人的共产主义
作者：盛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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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989年，那个国际风云动荡的一年，我刚好从大学毕业。带着还没有泯灭的梦想，张皇地在喧嚣的社会大门外呆立着。急速变化的生活大潮像巨浪裹挟着我，使我不得不和大多数人一样在咸腥的海水里沉浮。我发现从书本里走出来，我其实面临着一本更丰富、更精彩、更激越、更复杂的大书，那就是生活。生活的广度和韧性实际上比我们最大胆的想象还要壮阔得多，坚强得多。你还来不及失望，它已经在孕育下一个希望，而你还等不及仔细咂摸快乐，它已经埋伏好了下一次悲伤。
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我有幸接触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我既见过忧国忧民、造福一方的权贵巨富，也见过悭吝刻薄、无恶不作的上流人士；既见过助人为乐、慷慨善良的穷苦人，也见过愚昧凶恨、自私褊狭的无产者。人性的复杂多变就像一只巨大的颜料瓶，倒海翻江，百色莫辨。透过他们的聪明和愚笨、追求和失落、眼泪和欢笑、泪水和汗水，我开始懂得，人们最关心的并不是那些崇高的字眼，而是一些鸡毛蒜皮、与自己有贴身关系的实际利益。我慢慢明白，理论其实无所谓高下，关键在于它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而所有贴上标签的理论，都有它内在的局促。我渐渐认识到，我们不仅要仰望星空，更要低下头来仔细看看脚下的土地。我还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到，世界上的事情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是我中有你、交错混杂的。所谓智慧，所谓正确，就是恰当把握“分寸”、把握“平衡”、把握“时机”的学问。
从那时起，一些虚幻的东西连同一些宏大的名词，在我的生命里像雪片那样飘落了，融化了。我知道，它们不是腐烂，不是消逝，而只是埋在地下，埋得更深，像春天的种子那样正在汲取着营养。
六
在一个随意的时间，我在电视上随意地听到了一场报告，说的是社会的福利问题、保障问题、就业问题和分配问题。报告说，社会的初次分配确实要充分体现效率原则，而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机制，可以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趋向合理，这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实施的。但还有第三次分配，即慈善公益事业。1998年，美国慈善公益机构掌控的资源达到6700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9％ ，其中有近2000亿美元是个人捐献，相当于美国GDP的2％以上。如果按照这个2％的比例，我国的个人捐献每年应该有2200亿元人民币，而实际上，我们一年能筹到50亿人民币的慈善捐款就很不错了，这些钱对于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几乎谈不上调节作用。
这段话于我是刻骨铭心，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将它完全复述出来。我希望更多的人记住这些数据。当然这只是一个关于美国和中国慈善捐款数额的简单对比，美国的慈善捐款更多地得益于其税收制度的激励，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吗？
历史告诉我们：右不行，左也不行，姓“社”姓“资”都不及“发展”这个硬道理来得紧迫和重要。在福利社会的北欧，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似乎能闻到社会主义的气息，而社会主义的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行着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宏观调控和自由经济不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它们携起手来，成了一对相辅相成的好兄弟，一同玩着“跷跷板”的好伙伴，并几乎成为当今所有社会形态的根本经济手段。
这种时候，我们似乎开始明白，比“好心”更紧要的是“办法”，比“大话”更紧要的是“行动”。水至清则无鱼，没有绝对的“纯粹”，只有相对的“协调”。
我也似乎开始意识到，共产主义，它的存在正如理想的存在一样，也许并不是用来兑现的（因为难以兑现）。它的存在，它的意义，只是昭示着人性——那区别于丛林法则、能够超越自身、关注他人的理性和温情。它昭示着，人之所以为人，“他”或“她”之所以不是“它”，就是在他们和她们的内心深处还有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有同情，有爱，有节制，有忏悔，有责任，有尊严，有对公平和自由的不屈的信仰，还有生生不息的梦想。
共产主义，它是我们头顶上那一颗不落的星星。它是岁月寒凉里那一点持久的安慰。它是人类历史中那一抹永恒的诗意。在全球化、符号化、技术化、个性化的今天，这种诗意依然感动着我，并将永远感动着我。因它，我对人性里那一点像种子般顽强的温暖，有着不灭的信心。
七
大年三十的那个傍晚，我因为要急着买点东西，匆匆地走在深圳的街头。那时，街上的行人和车辆已经非常稀少，只有空洞的高楼和寂寞的霓虹。在路过一个人行天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裹着一床破烂的旧棉絮躺在天桥的水泥地上。我看不出他的性别、年龄，他蒙着头，似乎睡得挺安稳。我迟疑着，想推醒他，还想把他领到家里。可是我还是站在那里。
我知道，自从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流浪人口救助站已经像涟漪一样在各个城市铺开来。这么得民心的一件大好事却在实施中遇到了料想不到的阻力——不是来自官方和地方的，而是出自这些被救助的对象。很多送到那里的流浪人员，害怕被遣送回老家，又想法设法从免费吃住的救助站逃出来。他们依然选择在繁华的都市里流浪街头，风餐露宿，与城管人员周旋，靠乞讨生活。如果，如果你知道了，那些肮脏的硬币和零钞积攒后，被换成一张张干净的纸币，定期或不定期地寄回了远方的家，而这些用屈辱和艰辛换来的钱币就是那个赤贫之家的全部指望，就是一日三餐，就是孩子的学费，就是亲人的医药费，就是妻子眼巴巴的期盼，你还能说什么？！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没有叫醒他。我只是在地上他放钱的那个掉了瓷的搪瓷盆里放上一个我原先为孩子们准备好的红包。我想让他醒过来看到这个有着卡通猴图案的喜庆的利是封，也对自己说一声：新年好。
而此时，站在天桥上的孤零零的我，透彻地明白，自己是多么虚弱、无力和矫情啊。
共产主义，这个久违的词汇，就在除夕之夜的上空升起来。
盛琼，作家，现居深圳。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