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符号的角逐
作者：南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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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和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所以，霍尔同时意识到：“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6)这也是人们将语言符号的运作纳入权力运作的理由。从历史的叙事到民族的想象共同体，从简赅的标语口号到繁琐的仪式，对于权力运作说来，语言符号的能量始终不亚于暴力武器。当然，并不是所有擅长使用符号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作家号称语言大师，但是，许多作家对于语言符号的历史使命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似乎更乐于接受这种浪漫主义式的形容：一个人的语言才赋是一种天生的感觉，这种天生的感觉驱动作家援笔疾书。语言无非是一种称手的工具，负责滔滔不绝地演示作家的奇妙灵感。如同穿上了红舞鞋的舞蹈家，作家不会也不可能停止写作。目前，只有韩少功的《暗示》对于自己手里的语言——更大范围内，包括各种符号体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韩少功的《暗示》流露了一种恐惧：他担心陷入语言以及种种符号体系如同陷入某种迷魂阵，人们徘徊在一系列语词和虚拟的影像之间，再也回不到土地、阳光、潺潺流水和风花雪月的真实世界。令人忧虑的是，符号的世界时常被有意设计为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再现什么，遮蔽什么，夸张什么，涂抹什么，《暗示》犀利地察觉到一系列符号运作隐藏的政治企图。我曾经借助《暗示》来陈述这种观点：
现今，情况也许更为复杂：语言符号的占有可能形成特定的文化资本，这将生产出另一种话语权力。无论是支配、榨取、统治、弹压，文化资本的运作正在制造各种崭新的形式。大众传播媒介如此发达、语言符号如此丰富的时代，一批人运用语言符号压迫另一批人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种种语言符号体系之中，某一个阶层或者某一个族群的形象可能大幅度扩张，他们的声音回响于整个社会；相形之下，另一些阶层或者族群可能销声匿迹，既定的语言符号配置之中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尽管他们人数众多，然而，语言符号的空间察觉不到他们踪迹。可以说，这是继经济压迫、政治压迫之后的语言符号压迫。在我看来，这是《暗示》之中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
路易·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已经广为人知。这是与强制性国家机器相对的另一个领域。强制性国家机器呈现为暴力压制形式，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和行政部门均是暴力的执行机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一种软性的规约或者训诫，例如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工会的，它们的指令往往呈现于报纸、电视、广播、文学和艺术、体育运动，如此等等。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负责质询、规训主体，告知个体如何扮演一个合格的主体。尽管阿尔都塞未曾进一步论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有效操作即是依赖各种符号体系，但是，人们完全可以想象符号的威力——这时，符号的功能可以与机枪、大炮、高压水龙头与铁丝网相提并论，甚至产生后者所无法企及的效用。
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地位的思想有力地规训主体，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这一切均要由庞大的符号体系运作给予保证。从宗教、哲学、法律到文学，这包含了一系列观念的确认，也包含了种种感觉的训练。我在《文学的维度》之中指出了符号、社会与主体的互相缠绕：“马克思曾经提出了著名的结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话语分析的意义上，人们有理由继续这样的结论：主体同时还是诸多话语关系的总和。”(7)这即是符号生产所隐藏的政治意义。相对于符号的生产，符号的消费通常集中于大众传媒，出版物、电视以及互联网均是出售文本的大型超级市场。所以，大众传媒可能大面积地参与了社会关系的组织、平衡、修复或者破坏。大众传媒一般掌握在拥有各种特权的人物手里。与权力共谋，维护稳定的现状，训练合格的主体，大众传媒通常担当了一个得力帮手的角色。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大众传媒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海域。力比多涌动不歇，主体规范不时遭遇挑战。压抑与反压抑的激烈角逐形成了符号与文本的激烈角逐，这一切都将在大众传媒刀光剑影地持续上演。种族、性别、阶级、阶层，各种族群或者文化共同体纷纷涌入大众传媒，征用、调动各种类型的符号，竭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悬殊的经济地位无疑是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要基础，但是，符号与文本的激烈角逐同时包括了大量文化因素——这甚至很大程度地削弱了经济决定论。符号与文本的角逐扩散到日常生活的诸多角落，一点一滴地改变人们的感觉。这种状况令人想到了福柯所说的微型政治。一个风格独异的先锋小说文本、一个实验性剧本、一个别出心裁的网站或者一段古怪的街舞，这些特殊的符号都可能象征某种叛逆，或者解构某种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尽管它们对于现存经济基础的瓦解可能微不足道。对于许多知识分子说来，参与革命的激情与其说源于赤贫的经济状况，不如说源于某种符号体系的号召。这证明了符号体系的独立意义。另一个证明可以追溯至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葛兰西察觉到一种可能性：现存经济基础未曾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之下，统治阶级可能在文化领域作出某种妥协，出让一定的符号空间，允许被统治阶级抛头露面。这或许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退让，或许是维护现存经济基础而设置的缓冲。无论如何，符号领域的压迫和反抗显示出比经济领域更为纷杂的局面。
二
《黑客帝国》之中的英雄主角为什么急于从虚拟的图象之中突围？这里肯定隐含了一个对比：符号领域远比自然王国凶险。相对于自然万象，符号王国隐藏了种种狡诈、陷阱、劝诱和胁迫。自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是日月星辰还是河流山川，自然的形成不存在取悦某一些族群同时非难、压迫另一些族群的意图。走出神话时代之后，也就是人类从自然王国分裂出来之后，自然已经不可质疑。没有人因为天上只有一个太阳或者太平洋如此浩瀚而愤慨，也没有人猜测西伯利亚的寒流或者毁灭性的地震源于某种不可知的阴谋。然而，符号领域是一个人为的世界——来自某些人的设计、制作和生产，实现了某些人的意图，并且对于某些人产生了或者明显或者隐蔽的效果。符号擅长变魔术。符号可能夸大某些形象的比例，遮蔽或者盗走另一批人的生活——符号的修饰和删改可能形成一种虚假的意义。那么，谁在操纵这个领域？谁有权力、有资格操纵这个领域？这个领域的设计以及产生的效果对哪些人有利，同时损害了哪些人？栖身于符号的世界，这成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基本追问。
农业文明时代，自然在人类的生存之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土地无疑是自然的代表。自然不仅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也是美学的对象。古典诗词之中，飞花、落木、青峰、皓月无一不是自然意象。现代社会来临的标志之一是，大规模剧增的符号淹没了自然。科学技术、经济、财富所制造的历史革命最终由一系列符号表述出来。符号成为生存必须进入的一张巨大网络，现代生活愈来愈多地演变为符号生活。文本、影像、斑斓的色彩和悦耳的音响，这些以表意为主的符号体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空间，历史、艺术、形形色色的哲学观念、数学和物理学理论均是这个文化空间的美妙图象；另一方面，构成日常现实的物质世界——尤其是都市社会——通常展示为另一套符号。物质世界不仅拥有具体的用途，例如果腹、御寒或者遮风蔽雨，同时，它们还表示种种复杂的象征涵义。无论是服装、首饰、家居设计还是街道装璜、旅馆的异域风情、汽车的奇特造型，物质世界的确是另一种“社会文本”。卫慧的《上海宝贝》之中，物质的符号炫耀是一个巨大的乐趣。叙述人喋喋地卖弄种种商品的品牌知识，从汽车、化妆品、饮料到外套与内衣。显而易见，这些品牌形成的符号体系无言地展示了某种卫慧们所认可的生活品质。更大范围内，种种符号体系可能共同叙述特定阶段的历史文化特征。考察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如何登陆上海的时候，李欧梵的《上海摩登》涉及多种符号体系。除了刊物、教科书、画报、广告、月份牌——除了对于现代性建构产生了莫大作用的印刷文化，《上海摩登》还谈到了外滩众多带有各种殖民印记的建筑物，谈到了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以及石库门的“亭子间”。这些物质世界镌刻了种种特殊的生活观念，“现代性”浮动在这些观念的深处，相互呼应。解读这些交错的符号，也就是解读历史是由哪些人制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