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符号的角逐
作者：南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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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符号制造历史，这是一个巨大的、意义深远的工程。人们必须从这个意义上解释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这个不可让渡的权力是统治权力的组成部分，统治阶级掌控符号生产是持续统治的前提。这个问题上，强制性国家机器必然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缔结成坚固的联盟。当然，摧毁现存的统治也是如此——异国军队的入侵从来没有忘记占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许多时候，统治阶级对于符号的掌控深入到修辞、叙事以及文本结构，但是，这种掌控大部分是隐蔽的，并且尽量考虑到文类的既定特征。这是意识形态形成的基本条件——非强制性的，甚至是富有魅力的解说和训诫。例如，对于现代社会，新闻和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叙事文类——两个维度的叙事交汇恰如其分地划出了人们想象社会的逻辑。通常，统治阶级不会对新闻和历史的“真实”原则表示异议——“真实”即是新闻和历史的文类声誉。权力的影响毋宁说发生在另一个幽暗的层面：什么叫作“真实”？纷纭的表象歧义百出，误读和骗局层出不穷。这时，只有特定的目光和理念才可能识别显现了“本质”的“真实”。权力负责指定“真实”的涵义，并且运用一系列有效的修辞和叙事再现这种“真实”，这是权力与符号之间常见的合作方式。
当然，“文类的既定特征”并不是来自教科书的几条刻板的规定。这意味了各种符号的基本性质及其潜藏的丰富表现力。诗、音乐、绘画、电影——作家和艺术家对于各种符号体系的运用曾经产生震撼人心的强大效果。在这个意义上，现今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均是擅长符号操作的专业人员。无论维护还是破坏现存的意识形态，符号操作是他们常规的效力方式。电子传播媒介——例如电影、电视、互联网——诞生之后，符号的制作、生产、传播带有更大的技术含量；从导演、摄像、演员、主持人、播音员到影像剪辑人员、软件编写人员、机械维修人员，符号生产者的队伍持续扩大。符号的完美生产是种种意识形态意图充分实现的最终环节。艺术自律、纯诗或者文学到语言为止，这些响亮的口号、命题企图将政治或者别的什么观念远远地抛出作家或者艺术家的视域之外。浪漫的文人试图把历史性的分工陈述为某种天命——只有异秉或者天才方能承担如此玄奥的使命。然而，如同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之中所分析的那样，美学业已成为规训身体和感觉的意识形态之一。一些“纯粹”的艺术符号熠熠发光地存在于超历史的文化真空，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如果人们意识到，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技术骨干，那么，不可替代的专业技术将使他们在文化领导权的构成之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可能预示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新型关系。
资本成为介入文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现代社会愈来愈普遍的情况。对于古人说来，吟诗弄赋、说书唱戏的成本十分低廉，刊刻文集的费用略高一些。相对地说，现代出版行业的资金或者维持电视台正常运转的开支几乎是天文数字。更为重要的是，现今的文学和艺术已经自觉地纳入经济领域，甚至形成报酬可观的文化产业。无论是作家、导演、演员还是投资商，各方无不期待从经济活动之中分一杯羹。如果说，真正的作家或者艺术家还有可能因为某种激情而义无反顾地焚烧自己，那么，赢利是投资商的惟一动机。精明的商人不会将资金注入一个注定没有市场的作品。资本的天命就是利润。对于电影或者电视剧这些成本高昂的作品说来，投资商手里的资金主宰着它们的命运。资金拥有的发言权越来越大，甚至君临一切。许多导演遇到类似的尴尬：由于投资商的威胁，他们不得不为投合市场而放弃个人的独特风格。某些时候，资本直接现身符号领域——商业广告。再也没有哪一种符号形式比广告更为典型地体现资本的权力。
强制性国家机器、知识分子的专业技术、资本——这些因素不是孤立地对符号生产发生影响，它们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历史性互动。借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术语表述，“场”可以成为人们考虑问题的基本概念。“场”是一个富有空间意味的概念，布尔迪厄运用这个概念描述多重力量的等级、位置以及形成的空间结构。在他看来，这个概念的覆盖有助于解除“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传统疆界。“场”所描述的空间之中，这些因素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抗衡，最终的合力传送到符号生产领域，巩固或者改造了诗的结构、电视肥皂剧的情节设置或者酒吧的内部装修风格。布尔迪厄充分意识到符号生产者、统治者、物质利益、象征利益或者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之间的纷杂头绪，并且揭示了文学场的独立性吁求背后所包含的秘密回报。某种意义上，那些拒绝外在指令的作家与投资商殊途同归：
在一个极点上，纯艺术的反“经济”的经济建立在必然承认不计利害的价值、否定“经济”（“商业”）和（短期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赋予源于一种自主历史的生产和特定的需要以特权；这种生产从长远来看，除了自己产生的要求之外不承认别的要求，它朝积累象征资本的方向发展。象征资本开始不被承认，继而得到承认、并且合法化，最后变成了真正的“经济”资本，从长远来看，它能够在某些条件下提供“经济”利益。(8)
这一切无不显示了符号生产与权力、资本以及种种利益集团的联系，显示了符号生产的意识形态根源。但是，意识形态的一个诡异之处就在于，竭力掩盖这种联系与根源。这种掩盖的策略是，将符号形容为现实世界的一个中性的、客观的再现。符号是透明的、纯洁的，分毫不爽地将世界和盘托出——符号就是世界本身。人们使用符号如同使用水、土地那般自然，符号本身不存在什么人为的秘密。当符号开始享受自然的待遇时，针对符号的戒意、挑剔、分析和批判随之消散。符号生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消失在人们的视域之外。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曾经将这种掩盖视为资产阶级的诡计。在他看来，“现实主义”的写作策略“充满了书写制作术中最绚丽多姿的记号”——现实主义仍然是一套高超的修饰、剪辑、删改和涂抹技巧；但是，作家却声称这是一种如实的反映。这是伪装质朴、自然的表象——而非人为的加工——逃避批判的锋刃。现实主义试图形成一个印象：作家无非是记录社会的秘书，勇敢、铁面无私，超然独立于各个利益集团，他们的符号生产不可能受到各种个人意图的干扰。这个时候，符号领域成了一面公正不阿的镜子，文本结构成了世界本身的结构。人们理所当然地觉得，他们看到的是“怎么样”，而不是“谁”、“如何使之成为这样”。总之，符号的刻意表现被毫无戒心地当成了客观再现时，这种表现所叙述的意义就会得到不知不觉的认可。这是符号领域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功。
三
一个略为夸张的观点是，掌握符号就是占领世界，占有符号就是占有生活资源。人们对于经济领域的不平等明察秋毫，然而，很少人意识到符号领域的刺眼问题。如同少量的富人占有全世界的绝大部分财富一样，符号领域的贫富悬殊毫不逊色。从符号的占用到符号的传播，只有少数人频频露面，高视阔步；沉默的大多数人仅仅作为一个抽象的背景渺小地存在。许多时候，电视屏幕——符号领域的一个重镇——上的世界仅仅是一些精英人物的世界。这个世界仿佛仅仅由名牌轿车、豪华别墅、酒吧、舞厅组成，种种手握重权的显要分子出入其间，慷慨发言或者举杯调情，轻松地决定多少个亿资金的流向；相对地说，绝大多数庸常之辈一生也不可能拥有半秒在屏幕上露面的机会。尖端技术制造的电子传媒正在急剧地改变传统的认同空间，民族、国界与海关的意义正在削减，但是，电子传媒并未有效地弥合这方面的距离。相反，许多新型的不平等正在被新型的机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显而易见，经济领域与符号领域的不谋而合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