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有一个人的存在让我不安（外二篇）
作者：徐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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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是诗文俱佳的作家，又是一个有血性的老人，胡风集团、反右、“文革”每次运动都没把他落下。所以不管是就他的文学成就，还是他的人格风骨在文化界都算是说得上的人物。七十年代末，因为与聂老的交往，刘羽又进入了文化老人的圈子。我认识他时，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嘴边尽说出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让我觉得他神通广大。到了八十年代，和他一块玩了十几年的北岛、芒克这样一群另类的边缘人物，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没跟他打招呼就冒将出来。与他一样在北影宿舍长大的陈凯歌、田壮壮、钟阿城们也在一夜之间突然崛起，而且一个个都身怀绝技，身手不凡，着实填补了浩劫之后中国文化界的真空。刘羽身边像是流星环绕，一些由远而近，另一些由近而远。流星的光晕笼罩着他，他始终想飞，却停在了原地。
知道他来日不多，想着该多去看望他几次，连着两次打电话，病友都说他到北京医院去化疗了。第三次病友告诉我，前一天夜里，刘羽肠穿孔进了CCU病房，这离我去看他不过才一个多星期。我马上约了晓青去医院，他已经上了呼吸机。我拉着他的手对他耳语，想必是听出了我的声音，他烦躁地扭动身体，嘴巴也一张一合的，像是要说什么。我用毛巾擦去他眼角的泪滴。
第二天，他的妻子打电话说，刚下手术台时他出现幻觉，狂躁地大喊：“警察来了，不要抓我！”喊声从半夜持续到黎明。
这一场景潮湿了我的眼睛，也震惊了我的心灵。人在弥留之际流露的是真实的内心，至此，我好像为他之所以出国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注释。
刘羽出国时已经过了四十五岁，先是去匈牙利，然后到波兰，惨淡经营一家餐馆，又当老板又当伙计。那份孤苦不说也罢，任你怎么想象都不会过分。振开的散文《波兰来客》里那个穿着还是八十年代的旧外衣的“老刘”正是刘羽。他骨子里的气质像是一个旧式文人，赚钱享受不是他的理想，也不至于幼稚到了想到国外去出人头地。他1990年出国，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
遗体告别那天，他妻子的一句话更是意味深长。她说：刘羽真傻，当年要是也参加了《今天》或许后来也不至于这么倒霉。言下之意是，不少人因为参加了《今天》而改变了处境。是呀，他认识《今天》所有的创办人，也是最早参加务虚会的一员，为什么最终没有投身进来呢？但是，谁能说得准，倒霉的如是另外的人，而刘羽的妻子不会发出另外一番意思完全相反的感慨呢？
在中国那个特定的时代，除了少数有信念的人，“坐牢”常常变为一件荒诞的事。坐过牢的人往往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罪犯，既与法律无关也与道德无关，既不给你带来悲壮感，也不给你带来卑微感。剩下的只有恐惧。莫名的起因与渺茫的结局产生的恐惧，远胜于极端低下的监狱生活本身。或许刘羽生前也有过类似他妻子的遗憾。我相信，一定不是为了没有从中获取名声而遗憾，而是因为他本来就身在其中，而且一直跃跃欲试。谁说得准，如果刘羽上手，不会写出精彩的评论？而那篇发表在《今天》第一期的批评刘心武的作者林大中，着实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界红了一阵。然而，恐惧扼住了他的翅膀，甚至扼住了他起飞的企图，不管事实上他是否一定能够飞得高飞得远。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就不再惧怕坐牢；另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更加惧怕坐牢。我想前者适用于职业革命家，后者则是大多数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刘羽弥留之际发自内心的恐惧呼喊，使我联想到他1978年选择不介入《今天》，以至1990年选择出国。他既不是英雄又不是弱者，他介于两者之间。这样一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差点病死于铁栅栏里的牢狱之灾，是足以使他记住一辈子，也足以影响他一辈子的。
刘羽果然没有再醒过来，冬天刚来的时候，刘羽死了，没有等到振开回来。
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我们都不想说话。许久，晓青说：“人生真短！”
“短得都不值得珍惜了。”我在心里回应晓青。
第二天，收到甘琦的邮件。她说，振开流泪了，买了白色的玫瑰，点了蜡烛，连女儿田田都安静得不再说话，她知道这个刘伯伯对爸爸很重要……想起振开在《波兰来客》写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描写的是上个世纪的1997年，刘羽到振开北美的家小住时的心境。算起来，一晃又是八年。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
和加明约好到东环广场底层的茶馆见面，不谈事，只聊天。下午茶馆人少，再把手机一关，这份闲散实在是难得。
其实我与加明只是第二次见面。不久前北岛通知我在月坛北街的老上海有个饭局，去的人除了甲乙丙丁，还有陈加明。我问，陈加明是谁？他说是《今天》最老的成员。我也被说成是老《今天》的成员，可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个人存在。为了见这位从未谋面的同仁，我从城北跑到城西。那天，因为不到三岁的儿子生病，加明没来。也许二十多年前就像这次一样，每一次的偶然都让我们俩赶上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黄锐请客，地点是他798厂画廊的西餐馆。如今的黄锐，作为先锋艺术活动家，在北京东区闲置的厂房搞起艺术家村落，风流人物刘索拉、洪晃都跑到那里置业，他自己也有了气派的工作室和西餐厅，和当年相比可谓是鸟枪换炮。那天一屋子男女老少像是家庭聚会，客人中只有一个我不认识，稳重谦和的样子，像是城府很深，让人猜不出来路。我想，哦，这就是加明了！
看不出来，加明曾经是个风流倜傥的家伙，这多少来源于家族遗传。他父亲陈健是周璇那一代的电影演员，当年演艺圈里的美男子，母亲痛说革命家史时，抖落出不只一个在中国人人皆知的美女与父亲有染。美男娶美女，儿子自然是美少年。1970年代初，加明才十四五岁便开始浪迹江湖，和老三届最狂的学生一起滑冰游泳，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到老莫吃西餐，并且经历了比现在被定义为早恋更早的初恋。
加明真不愧为见多识广与时俱进，居然连坐牢都没落下。在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中，坐牢的经历一点也不稀奇。去年，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偶然凑在一起，有赫赫有名的北大哲学系教授，有生财有道的商人，有锐意改革的农民企业家，一共六个人，其中四个人坐过牢，比例是百分之六十。现在是我和加明，比例是百分之百。
加明被劳教，是因为警察半夜查户口时用手电筒照他脸，他觉得受了侮辱，冲突起来把警察打了。我说，你一点都没吃亏，在你尽情挥洒青春的时候，我却每天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斗私字一闪念。如此革命的我，尚且因为反革命罪而坐了牢，不革命的你，坐坐牢也理所当然。况且，你已经足够幸运，动手打了警察才被劳动教养两年，而只动口没动手的孙志刚却丢了性命，你没什么可抱怨的。加明对此没有异议，连连说，是呀是呀，一点儿都不抱怨。语气和表情都特别诚恳，让我觉得开这样的玩笑很不厚道。
1970年代末，美少年成长为美男子，随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雅尔的激光音乐进入大陆，加明开始迷恋跳舞，美女随之扑面而来，舞者加明出尽了风头。
其实，我无意讲述加明是怎样一路玩过来的。我的疑问是：一个原本浮华的、颓废的陈加明，为什么参与了一个民间文学刊物？
事实上，看起来以玩为主的加明，和那个年代众多青少年一样，有着难以言传的无奈。家庭四分五裂，爱读书却没有读书的动力，有朋友却缺少进取的氛围。如果说一些人因为承受不了生活之重而绝望，那么另一些人则是因为承受不了生活之轻而痛苦。就在加明因为打了警察而被劳教之前，他曾经精心地设计过一次自杀。他从不同的药店买安眠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攒够一满瓶时一次都吞了下去，幸好被姐姐偶然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因为找不到一个生活的支点，从虚无的沼泽中自拔。何止是加明，本应最具活力的青年一代，都在迷惘中挣扎。比如我，虽然作为政治犯而坐牢，但为之殉情的理想又是何等的虚妄！“垮掉的一代”出现在美国1960年代史无前例的富裕时期，参加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子弟，而孕育中国反叛者的，则是史无前例的精神与物质双重的贫困时期，别说是高等教育，有些人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无从“垮掉”，我们是被“虚掉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