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入党申请书（１９８３）
作者：周华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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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大儿子，周洪宇，1958年生，共青团员，大学毕业后留校，现在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研所工作。
⑧小儿子，周洪宙，1963年生，共青团员，1981年高中毕业，1982年鲁继华退休后由他顶职，现在长科院岩基室工作。
社会关系：
①岳母，鲁沅涛，早年丧夫，携女鲁继华到处奔波。据说年轻时读过医专，大约是抗战胜利以后，曾在国民党将军杜聿明家充任家庭教师。实际上，还是帮杜家带小孩做家务。这时她改嫁于一个国民党的上尉汽车队长，1948年他远走云贵以后杳无音信，只留下鲁沅涛母女在衡阳。解放后鲁沅涛去祁阳洪桥小学教书，大约是1952年后回到长沙，在长沙市富雅坪一妇幼保健站任站长，曾多次得过模范卫生工作者奖励。“文革”中据说她被怀疑有特嫌，停职审查，1971年突然服毒自杀死亡，这一事件，我曾向当时工宣队报告过，一直不明死因究竟为何，多年未有消息，事属悬案。岳母待我很好，我记得1951年初，当我思想转变以后，向父母提出要投考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革命，累遭反对，但却得到岳母的支持这一点。
②姑妈，周荣凤，衡阳市江东岸竹器社工人。她只读过中学，解放前嫁给一伪保长，他死后改嫁一位竹器社工人。解放前常来我家，待我很好。解放后，我参加工作以来，1962年父亲病死，我回衡料理丧事到她家去过，平时也常有书信来往，近两年联系较少。
③堂兄，周华惠，大约1940年代初，由于他父亲远去云贵经商，另外组织了家庭，把他们兄弟遗弃了，父亲就把他带来我家，名为抚养，实则为家里的佣人，所不同的因为是本家，称呼与其他佣人不同罢了。1949年他与我家的一个丫环结婚，也就是现在的堂嫂。堂嫂原系外祖母生前送给母亲做贴身丫环的，让她也姓周名翊华。解放前后堂兄与父亲合伙做米生意，以后商店散伙，他就参加了衡阳市自来水公司工作。父亲服刑保外就医就住在他家里，1962年我去过他家，“文革”前常有书信来往，“文革”后中断了联系。
纵观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都在有形和无形中影响着我，都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着那些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腐朽的思想影响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我就倾向反动营垒；而当革命的进步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我就倾向革命，两种力量在我的身上常常成拉锯式地较量着。然而，中国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潮流，终于挽救了我，她推动着我这一叶小舟沿着革命的航道前进。当然，直到参加革命三十二年后的今天，我还应该正视的是，毕竟我在旧社会地主家庭生活了十几年，它们给我留下了反动的阶级烙印，决不会毕其功于一役，一下子消灭殆尽的，这也正是我仍然应该不断地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不断地改造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断地参加革命实践，以期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原因。
（二）个人经历
我出身于一个旧官僚地主阶级的家庭，1934年（即民国23年）阴历10月29日生于湖南衡阳市。大约是三四岁的时候，即开始上幼儿园和小学，据推算可能是1939年2月至1939年7月在衡阳市汇文小学读初一上，1939年9月至1941年1月在衡阳市黄茶岭天主堂小学读初一下，1941年2月至1941年7月在觉民小学读初二上，1941年9月至1944年7月在衡阳市黄茶岭江浙小学读初二上（因在觉民留级）至初小毕业。大约是1944年秋日寇陷衡，我随父母亲避居常宁县柏坊乡荷叶塘村，停学约1年，在家随父亲读一些古文、诗词和孔老二“论语”一类的东西，似懂非懂，囫囵吞枣。日寇投降后，1945年9月我就又开始到柏坊乡中心小学读高小了，只读一期即随全家迁回衡阳市，自1946年2月一直到1947年1月，在衡市二区中心小学念完高小。在二区中心小学读书时，曾发生过一件事情，我记不清楚是哪位同学弄来了一些小册子书，其中有一本好像是“国耻实录”的书，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头上的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这种书，在当时似乎是禁书（后来才听人说可能是李大钊的著作），我偷偷地看，联想到日寇陷衡的暴行，衡城死难上十万人，全城一片废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开始萌芽一种极其单纯，一概仇外排外的思想，尽管此事被一位姓黄的女校长发觉，我和其他一些同学都被弄去搜身检查，并且告发到我父亲那里。但是，脑子里种下的仇外排外的根子却已经深深扎下了。1947年9月至1948年1月在新京中学读了一期初中一上，1948年2月我就转到衡阳县立中学读书了。这是我父亲的主意，因为县中曾是父亲的母校，又是周家的一位老夫子在当校长，姓周的当老师的也有好几个，大都是一些前清秀才举人遗老遗少，当然也有许多年轻的老师。前者宣扬的是孝悌忠信的孔孟之道，后者却鼓吹新思想新潮流，学生们则是兼收并蓄，各自领会。临近解放的时候，像谢蜀君那样思想进步的同学很活跃，常常和一些同学在一起谈形势，有点类似串连（联）的活动。有的老师胆子也很大，甚至教唱“山那边哟好地方”。有的老师上课时，往往也要留下一些时间谈形势，我记得有个同学问一位姓周的语文老师解放军什么时候打到衡阳来，他竟回答得很干脆“秋天吧”。这是1949年夏初的时候，我正在读初二下。1949年秋，我解放大军在和平解放长沙之后，继续挥师南进，衡市白匪残部已成惊弓之鸟，但仍妄图负隅抵抗，白崇禧亲自坐镇衡城，构筑了大量的炮台碉堡，摆出一副打大仗的架势。此时，我们全家迁居衡阳南乡周公桥堂叔周仲臬家，只住一个月左右，衡阳即告解放。大约1949年9月我家又返回衡城，我继续在县中读初三下。1950年上学期，我又转学至距家较近的原新京中学，在此初中毕业。解放初期的头几个月，我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父亲开始与周华惠等合伙做米生意，而解放后社会上的一些新鲜事物，我也很感兴趣，我也很积极地参加过跳秧歌、打腰鼓、演话剧等，甚至在参加学校举行的作文比赛“论土改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可能是现实意义）中，曾获得过全校优秀作文第一名。但是，一旦地主家庭的利益受到冲击，农民要求减租减息，家庭（主要是父亲）和一些落后同学的相互影响，一种对党不满的反动思潮，就又立即暴露出来。在新京中学初中毕业前夕在“海燕”刊上抛出的那篇大毒草“暴风雨”就是最突出的例证。当时只是由于老师和同学们看我年幼无知，才未予深究和进一步的批判。1950年9月至1951年3月，在成章中学读高一。由于当时伟大的抗美援朝已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这股巨大的革命运动的感召下，在老师和同学朋友们的一再鼓励下，我开始逐步觉悟到，知识青年只有跟共产党走中国革命的道路，才是惟一的出路。当然，这种认识仍然是很肤浅的，一直到1951年3月15日投奔革命洪炉——湖南人民革命大学，通过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基础理论的学习，才真正从理性认识上完成了这一转变。以上个人的这一段经历，可资证明的人有周华惠、谢蜀君、欧迪启、欧迪文、刘冬元、丁渭生等。湖南革大是一所抗大式的专门为解放初期培养大批一般军政干部的大学校，她座（坐）落在长沙岳麓山下，也就是毛主席当年求学和探索中国革命真理的地方。数千来自三湘的子弟，是立志建设新的中华而聚集到党的旗帜下的。在校期间，我也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学习是颇紧张而又认真的，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胡乔木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听过艾思奇同志“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讲课。此外，我记得还学习过毛主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部分论述，还听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同志的充满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访朝报告，听过老工人、老农民的忆苦思甜报告。通过这一系列的理论学习和阶级教育，使我获益甚多，可以说由此导致了我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立场观点方法的基本转变。尽管现在看来，当时的转变显然只是最初的第一步。但是，这第一步却对于尔后的人生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方向性的决定性的历史意义。就在这一年的七月一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和许多要求上进的同学一道，在党的旗帜和团的旗帜下宣誓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青团），立志做党的助手，立志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和解放全人类。这一神圣的时刻，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回忆起来，仍然倍感亲切和自豪。我的入团介绍人是当时的班干和团干刘实和杨竞菊。以后，听说他（她）们已分配到解放军张家口工程兵学校去了。在革大学习的证明人有当时的班主任马骥庭（现武大经济系教授），有当时的同班同学谭至前（现葛洲坝运输分局党委副书记，原长办施总浇筑分局副书记）。1951年8月革大毕业，由学校分配到中南水利部，开始在水政科任办事员，主要日常工作是搞水利法令汇编和筹备水利宣传画等，后来又参加过一段时期三反五反运动，和雷开（原河流室主任）、张柏荣（现在中央水利部）进驻汉口陈大新资本家的营造公司，参加组织过对资本家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等违法活动的斗争，以及对贪污分子的审查批判。从个人来说尚能积极响应党的召开，投入战斗，但也有一些过火的行为，如对资本家贪污分子的体罚等。1952年7月份，水利部号召开发海南，我又热情地报名参加了海南水利工作队，在海南岛搞过一段时期的查勘和测量工作，这时我开始接触技术工作，大约工作了七八个月，又调到精密水准队，在武汉至郑州一线和江西鄱阳湖沿湖一带从事水准设标和精密水准测量。由于自己在工作中尚能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取得一点成绩，被当时的四分团委授予过模范团员称号。1954年秋，大区一级机关撤销，我就被调来长办测量总队仪器室工作，在常界明、王学东两同志的直接指导下，从事光学测量仪器的检修工作。由于自己深感文化业务水平较低，远远地不适应本职工作，在组织上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1956年又参加了长办业务大学水工结构本科班学习，直至1962年毕业。与此同时，仪修业务水平，也在常界明工程师热情耐心的教导下，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工作中尚能开动脑筋，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小改小革，并曾获得过长办团委授予“技术创新能手”称号。在仪修工作的同时，也注意到随时总结经验，为“人民长江”、“测绘通报”、“湖北光学”写过一些短文。在常工的具体指导下，进行过潜望器和光校仪的设计工作。1963年，为了检测丹江大坝的裂缝，在许钊杰主任的主持下和常工的指导下，承担过钻孔摄影仪光学系统的部分设计计算和实验工作。自1956年由测量总队调器材处，随即又由器材处调科学院仪器室，一直工作到现在。以上，就是个人工作后的主要经历。在水利部时期证明人有谭至前、张琏（现在长办宣传部），来长办以后，主要有常界明工程师和许钊杰主任。关于“文革”期间的情况：自运动一开始，我就是抱着如像过去参加三反五反、反右运动那样虔诚的纯朴的热情投入运动，我始终相信毛主席的一切指示都是毋容置疑的伟大的真理，应该坚决执行。但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旨意，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卑鄙手段，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像我这样政治思想水平、阶级觉悟程度的人，那更自不必说了，一时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然而，有一条我是坚信不疑的，这就是应该相信工农兵和广大干部的大多数，也仅仅由于这一条信念，使我在运动中避免了若干重大的原则错误。当然，我也犯过许多不应该犯的错误，如参加武斗活动（只是由于没有适当的机会才未打过人），写过一些有损于党的威信的大字报以及标语口号等，虽然有些是随当时一派群众组织搞的，但由此也说明自己的政治修养很差，原则性很差，不过从反面来说，作为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也还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