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巴别塔
作者：Ｍ．奥克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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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上，即在欧洲道德史这个领域里，我没有什么新观点要说。我只能注意人们已经了解的事情。当代欧洲道德观的形式，是从遥远的过去传给我们的。它是在基督教时代的最初四百年里决定的，这是我们历史中一个不朽的时期，我们的许多理智和情感观念，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当然，认为欧洲的道德观是在那个时期播下的某种新种子成长起来的，这未免荒谬。那时如果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它也是当时数代人所具有的种子的混合体，它们被播种、培育、再播种，直到其典型的成果固定下来。那是个道德变革的时代。在希腊—罗马世界里，旧的道德行为习惯已经失效，那时当然有同善良的邻居、诚实可信的朋友和虔诚的公民生活在一起的人，他们对决定着自己行为的习俗的信念，尚未动摇。但是一般而言，道德行为习惯的动力已经耗尽——这大概生动地说明了过于自信同理想批判相隔绝的道德形式的缺陷。于是出现了一个紧张的道德自觉的时代，一个道德改革家的时代，他们难免会鼓吹追求理想的道德观，传授各种教条主义的道德意识形态。理性能力被用来确定一种理想，道德能力被用于将这理想变为实践。道德的自觉本身成了一种美德，真正的道德观被等同于“哲学实践”。人们认为，为了成就美好生活，必须接受一种人为的道德教育，一种道德培训。必须给“天性”辅之以学问和纪律。这个时代当然能够区分出仅仅对道德理想有理性评价的人，和成功地把理想转化为行动的人，然而它的共同基础，正像费罗（Philo）所言，是道德生活的取得“只能通过阅读、沉思和唤起心中高贵的理想”。简言之，这个时期希腊—罗马世界所提供的，是自觉追求道德理想占上风的道德观。
我们从我们的道德热情的另一个伟大来源、从早期基督教那里得到的遗产，也有类似的特点。它当然不是一份可以令人信服地从整个古代世界遗产中分离出来的遗产。在最早期，做个基督徒，就是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一员，它的活力来自信念，它的持续来自向往——对人的信念和对一件未然之事的向往。这些共同体的道德观，是一种适合于信仰的特点和期望性质的行为习惯。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彼时彼地，它的特点在于它没有详细表述的道德理想。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偏离这种方式会招致逐出共同体的惩罚。此外，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赞成但不要求行为的极端和完美的建议。这些共同体所知道的最接近于完美的事情，是仁爱的理想；最接近于道德规则的东西，是爱上帝和邻人的律令。它是这样一种道德观，在下面这句话中可以看到它最典型的文字表述：“神的惯例”（τουζ τροπουζ，κυριου）。但是，在两个世纪的过程中，这些最早的基督教共同体中发生了一场巨变。道德行为的习惯变成了对道德理想的自觉追求——这种变化类似于个人从信仰向相信一组抽象命题、一种教义的改变。这种变化有着不同的来源：来自基督徒生活环境的变化，来自基督徒所定居的异邦之知识世界的压力，来自为赋予他们活力的“为期待找出理由”的欲望，来自把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变成一种形式，使那些从未接受其原始激励，只能把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语学习，因此需要一套语法的人也能赞赏的必要性。思辨的冲动，抽象和定义的冲动，压倒了作为一种宗教的基督教，也影响了作为一种道德生活方式的基督教。但是，这种变革的动力不管是什么，大约在三世纪时，出现了一种表现为自觉追求道德理想这种常见形式的基督教道德观，到了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时代，这种道德观念的形式，变得和周围世界的道德观难以区分，成了一种有关善恶、有关使理想变为行动的道德观。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督教道德观当然并未消失，也从未完全消失。然而从此以后，在基督教世界的历史上，基督徒的道德行为习惯，被一种基督教的道德意识形态侵蚀了。对人类行为的诗意的领悟力消失了。
我并不想说，在我们的纪元之初希腊—罗马世界自觉的道德观，或第二、三世纪压倒了基督教道德观的变化，都是可以避免的。其一不过是填充了传统道德观留下的空白，至于另一个——大概是为了让世界皈依，道德观必须被归纳成道德理想的文字，必须被定义以使其具有知识上的连贯性，尽管它的代价是自发性和信心的消失，是迷乱危险的接近。然而事实依然是，西欧的道德遗产，不管是来自古代世界的古典文化还是来自基督教，并不是一份习惯性行为道德观的馈赠。不错，在数世纪里，这种道德形态以某种方式，又变成了行为习惯的道德观。当道德理想变得为人熟知，反映在了给行为构成直接压力的习俗和制度中，而不再仅仅是理想时，这种转变是有可能的。的确，入侵的蛮族也会提供一种习俗的道德观而非理念的道德观。然而，近代欧洲的道德观从来无法让自己摆脱它最初表现出的形式。只要它在从抽象道德理想的角度来表述自身上稍有不慎，立刻就会被它的批判者（他们从来没有长期保持沉默）抓住不放，在对抗抨击时，它们会变得僵硬而夸张。对基督教道德观的每一次重要打击（例如尼采的打击），总是被错误地当作对基督教生活中特定道德理想的打击，而它所具备的力量，却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受到攻击的对象，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观，它从来没有变成一种行为习惯的道德观。
所以，欧洲的道德史，部分地说，就是一种道德观维持和扩张的历史，这种道德观的形式，从一开始就受着追求道德理想的支配。这是一种不幸的道德形式，易于陷入迷狂和内战，因而是个令人哀叹的不幸；它又不是随时可以避免的，所以也是个应当尽力补救的不幸。假如我们现在只有一种理想道德观，那么老是想着它的缺陷也许并不明智。但是，为了尽量减少这种不可避免的处境的损失，就像我们感到其必然性一样，我们也得了解它的缺陷。挡在我们同克服这种不幸的机会之间的，并不是我们对这件事做起来很困难的感觉，而是我们从这种处境中得出的一种错误推断——即数百年里在几乎所有知识倾向的鼓励下，在我们中间渐渐生根的一种信念：这根本就算不上是不幸，而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处境。因为就当代欧洲的道德观而言，它的形式不但受着自觉追求理想的支配，而且普遍认为这种形式优于其他一切形式。行为习惯的道德观作为原始而陈腐的东西被弃之一旁，追求道德理想（无论那理想本身有何不足）被等同于道德启蒙。并且，它受到赞扬（十七世纪以来尤其如此）是因为它似乎揭示了最深刻的完美之可能性——一种“科学”的道德观。然而，恐怕我们都被这两种表象害惨了。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已经证明（此乃预料中事），这是一种不可靠的道德观形式，它既不是来自实践的道德生活，也不是来自“科学”的道德生活。
西方道德的困境，按我的理解，首先是我们的道德生活受着追求道德理想的支配，这种支配对行为习惯是有毁灭性的；其次，我们认为这种支配是一个我们应当感激的优点，或是一项我们应为之骄傲的成就。对这种困境进行探究的唯一目的，是揭示受到侵蚀的意识，揭示让我们安于自身不幸的自欺欺人。
M.奥克肖特（1901—1990），哲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冯克利，学者，现居济南。主要译著有《学术与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