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好医生
作者：Ｔｒａｃｙ Ｋｉｄ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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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默的履历让人联想起阿尔伯特·史怀哲——那个公众熟悉的人物形象，但他至少还有一种奇怪的品质，令人高兴却又不那么舒服。不止一次，他的同事甚至密友都嫉妒他的道德精神，甚至他的高度自我约束意味着对他们心灵上的谴责。他并没有为自我牺牲而布道，但他实际上做的远比他推崇的更多。在过去的十二年里，他只休过两次假，一次是1988年在剑桥撞了车，第二次是1997年他在秘鲁工作得了A型肝炎之后。但他坚持认为其他人需要休假，假日里越舒适越好。他喜欢精致的烹饪，一瓶好葡萄酒，一个豪华宾馆，一个热水澡。但是他自己似乎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不需要这些意在快乐而花钱买来的东西。
与他在一起，你无法不去思考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生活。也许，部分解释可以在平常之处找到。
一天早晨，我们转飞机时站在拥挤的巴士出口，他说，“我感觉回到家了。我们家的巴士就有这样的门。”他继续说，“最后它翻了个底朝天。”那时他大约十二岁，巴士比他年龄还大。他家一共六个孩子，来自麻省西部。父亲从阿拉巴马买来这个旧巴士，把它改造成可供全家安身的房子，停在佛罗里达的一个野营地里。当巴士翻倒时，他们一家正度假回来，幸好没有什么人受重伤。
“从那以后你们住在哪里？”我问。
“当然是在帐篷里，还用问吗？后来还有更疯的呢——住在船上。”
他父亲买了一只船，打算全家人以此自给自足。但有一次出海，经受了整夜暴风雨的折磨，他们只捕到了寥寥可数的几条鱼，而且返程时迷失了航向，船撞到了一块礁石。打那以后，船抛弃在坦帕北部的海湾里。
巴士的门开了，法默回到眼前的世界。他看着门说：“通向往事之门。”
法默的父亲曾经是一个教书先生，一个高大健壮的人，一个不错的运动员。他对孩子的礼貌举止、日常功课都要求非常严格，但在其它方面有意打破成规，固执地实践着他自己的许多想法。“你不能说他某些事做不到，他就一定会做到给你看看。”法默的母亲说，“他是个冒险家，但每次总还算顺利，我是说，没有受到过太大的伤害。”他看起来身体健康，但在四十九岁那年一次打篮球时突然死去。
法默的妹妹说，法默小时侯是一个瘦弱的孩子，情绪容易激动，但很聪明。他上五年级时组建了一个爬虫学俱乐部，第一次聚会时没有一个人来，但他哥哥要求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来听保罗在家里做一个关于动物和植物的讲座。他获得了杜克大学的奖学金，并且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富人们。“你为什么要把衬衣罩在塑料套里呢？”他看到室友把衣服挂在壁橱里时发问。他在杜克沉浸于文化之中，是一个戏剧评论员，还是学生报纸的艺术评论员。他评论的戏也是他第一次看到的戏。
在一个巴士和一条船上成长，来自没有热水澡的环境，并不意味着简单的人生。他的姐妹一个是商业艺术家，另一个是社区医疗和心理健康组织的管理人，还有一个是活跃的演讲活动家。他的一个兄弟是电学家，另一个是职业摔跤手（对于崇拜者来说举世闻名，而对于家人来说他只不过是个颇有绅士风度的巨人）。一个有着法默这样成长背景的人，很可能渴望过上一种富足的都市生活。但他不太喜欢将他现在的生活和童年时代联系起来，童年的回忆大多令他快乐，但从未让他有过恋家的本能。“我从来没有故乡的感觉，”他说，“从前那不过就是我的宿营地，而现在哪怕一个最糟糕的宿营地，就是我的故乡。”他指的是C村。
法默告诉我，“显而易见，像我这样生活的人是在尽力减少精神上的痛苦。”他一直在试图避免“犹疑”。他说，他努力将自己的生活建立于一片道德净土——这是“健康伙伴”的行话。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该做什么事似乎完全一清二楚。但在法默的经验中，这样做总是繁杂的，总是困难重重的。想到他的这些难处，我想象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选择这样的生活，不会放弃他们的安逸。当然，也有许多人愿意清醒过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及知道他们正在这样做。法默的生活看来的确艰难，但我离开海地时突然发现那样的生活也令人羡慕。
五
离开海地时，法默没有透过舷窗遥望下面那些贫瘠的褐色小岛。“就算扫一眼都让我难受。”他这样解释，朝窗外瞟了一眼。“这是不可能养活八百万人口的，但他们就是有这么多，这么多啊，都是从西非绑架过来的！”
但是当我们降落在哈瓦那机场，他紧盯着窗外一个劲地看，连声赞叹：“你看看，仅仅九十英里之隔，森林，庄稼，一切生机勃勃，在这最干旱的季节，这里却同海地有着相同的生态环境，你看！”
一个美国人如果觉得在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有什么好地方，那就会被标记为共产党的帮凶，就相当危险，然而法默却为古巴着迷。这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他说他怀疑任何意识形态，包括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毕竟只是种学说。”他在一封信中谈到解放神学派时也说，“所有的学说都会在某一点上无效”。但古巴大大地减轻了我的痛苦，柏油铺的马路，旧款的美国汽车，不像那些在盆地乱跑的垃圾车。虽然古巴仍有食品配给制，掺着豆粉的咖啡也是定量供应，但这里没有饥饿，没有营养不良。我注意到一条主街上有一群妓女，还有路边正在粉刷维修的房子，和其它城市的建筑没什么两样。我依然记得在海地那充斥着哭喊嚎叫的贫民窟，相比之下，古巴看上去很可爱。而在法默看来，最可爱的是它的公众健康统计数据。
公众健康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营养状况、交通、犯罪率、住房条件、宠物管理、卫生设施以及医药。在古巴，寿命预期值高居世界前列，海地的许多地域性疾病，例如疟疾、登革热、结核病和艾滋病，在这里很少见。古巴为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免费培训医务人员，向海地无偿提供了一千个医生，其中两个眼下就在C村服务。在前苏联解体时，也正是古巴的艰难时期，政府却增加了医疗保健的开支。站在美国的标准来看，古巴大夫缺少设备，薪水极低，但他们都普遍受过良好的训练。同时，古巴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医生占有量，超过美国的两倍。“我在这里可以安心睡觉了，”当我们到达宾馆时法默说，“这里每个人都有医生。”
法默在会议上有两次发言，一次是关于海地，另一次是关于“有害性协同作用”，发生在HIV病毒和结核病菌之间的现象：一种活性病毒可以激活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原本隐性的病毒。他正在为C村获得更多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拟写申请基金报告，在这次会上恰好遇到一位愿意帮助他的女士。这位女士主管联合国加勒比海地区艾滋病项目，被他游说了好几天，最终说，“好吧，我们就这么办！”（“我可以吻你一下吗？”法默问她，“吻两下可以吗？”）法默的一个老朋友，为他安排了和古巴议会秘书长的单独会面。他询问能否送两个C村的年轻人到古巴来学医。他得到的回答是“当然可以”。
在我们停留古巴期间，一次又一次，法默惊喜于古巴人的热情支持。我该如何理解这一切？
我猜想那是因为法默和哈佛的联系，还因为他抗议过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还有他对古巴医疗事业的仰慕。我说。
我抬起头来，发现他一双灰蓝的眼睛正紧盯着我。“我认为这完全是因为海地，”他宣称，“这是因为我为穷人服务。”
我清楚地记得，他生气了，失望了，并且有点伤心，脸上有一种奇怪而复杂的强烈表情。不一会，我感到我被原谅了，躺在他旁边的床上，像一对同学和战友那样彻夜长谈。我关了灯，听他继续说话，听他的声音逐渐模糊起来。“我今天过得很好，真是幸运。我所有的日子都不错。它们并不总是可爱，但都很好。我舍不得拿它去与任何人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