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好医生
作者：Ｔｒａｃｙ Ｋｉｄｄｅｒ
字体： 【大 中 小】
一个俄罗斯上校笑了，另一个女医生说：“我们这有很多结核病毒，却没有实验室。”
继续祝酒，喝酒。又过了一会，那位上校问法默：“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吗？”
法默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我认为，不论何时，当一个国家有富足的资源，就很容易让他们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他又提到那个“白痴一样的”意大利人对露德米娜做的事，继续说，“我把自己更多的看成一个大夫而不是美国人。露德米娜和我都属于关心人们健康的族群。美国人是懒惰的民主人士。这是我个人——作为一个和露德米娜拥有同样族籍的人——看来，只要是富人就总是可以宣称他们民主，而生病的人是不在这些富人中间的。瞧，我为自己是个美国人而自豪，仅仅因为我是美国人，我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自由地周游世界，可以组建项目，但这些都应称为特权，而不是民主。”
法默这么说着，上校早已不耐烦了，他忍不住笑起来，然后说，“我只是想问你是否介意我抽支烟。”
十
法默最终赢得了莫斯科冲突的胜利，犯人的食物变成所谓的维生素加到了预算里。现在，至少监狱将获得一半的贷款。第一期放贷三千万美金（从那以后的五年里，这个数字累计增加到一亿七千万美金）。法默认为这笔钱应该由全世界承担，而不是采用借贷的方式。他认定，要想在俄罗斯及其它前苏联共和国制止结核病的蔓延，至少需要五亿美金。但他依然为初步的成果感到高兴。
戈德法布也很高兴。“我虽然总是充满矛盾的，”他告诉法默，“这意味着我要打理这三千万美金，防范他们被偷。这仍然有很多风险，但愿能成功，否则就得放弃DOTS＋。”
那一个星期里，法默和戈德法布一起相处了很长时间。戈德法布总是穿着斜纹呢上衣和灯芯绒裤子，一副咄咄逼人和好斗的样子。法默想说服他别这样。他们似乎从争论中培养了特殊的友情。有一次进晚餐，戈德法布用响亮而口音浓重的英语说，“犯人，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只不过具有传……传染病学上的重要性。”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大分歧。”法默转向我说，“我闻到的是无辜，他闻到的是罪恶。”
“那我可以退一步，” 戈德法布说，“一半的人本不该进监狱。”
“四分之三，”法默说，“得了吧，阿力克西，他们都是因财物犯罪。”
“有四分之一的人应该终身监禁！” 戈德法布说。
“不，百分之十。”法默坚持，“你以为我天真吗？”
“你并不天真，” 戈德法布回答，“你看到了整个情况，可你就是不接受……”
“那些人也许是不好。”
“不！他们是坏人。你并不天真，但你不去正视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所以你不够科学，你漠视现实。”
“但你依然喜欢我。”法默说。
“当然，我喜欢你！”
法默本以为我们会在莫斯科遇上暴风雪，但实际上只遭遇了一点小雪。我们在一个很冷的晚上踩着滑溜溜的路面走回宾馆。他的半张脸被红围巾裹着，眼镜片蒙着雾。
我接过了他与戈德法布的谈话，听着他把应该关进监狱的人数降了又降。我猜测，如果继续下去，他会减到百分之一甚至零。
“你认为我疯狂吗？”法默问我。
“不，但是有些犯人确实做过很可怕的事情。”
“我知道。”他说，“但我相信历史的公正。”
“你总是原谅每一个人。”
“我猜是的。那你认为我这样疯狂吗？”
“不，我认为这是一场你无法打赢的战争。”
“那好啊，我准备好抵抗。”
“也会有小的胜利。”
“是的，我爱这些小的胜利！”
法默的许多朋友都很担心他的身体，都认为他应该调整一下过于紧张的时间表，比如至少应该从海地的诊所里撤退，集中精力于俄罗斯结核病控制这样的“大事”。现在，走在莫斯科的一条街上，我提出一个猜想：“要是没有你在海地诊所的实践——”
法默打断我：“那我什么也不是。”
十一
我们在黎明前离开莫斯科，飞往苏黎世，从那里转机回波士顿。法默带着一把玻璃马刀，是司法部长送给他的礼物。机组乘务员和旅客都投来惊羡的目光。法默也朝他们笑笑，但是笑得有点勉强。每一次飞机起降都让法默好一阵呕吐。等我们第二天下午抵达波士顿，他又要马上去赶另一个会议——C村妇女诊所的经费快用完了。
许多描述人类行为的现代理论，对人的自私性给予无比有力的辩解，甚至胜过对无私行为的辩解。但当我和法默相处一个月之后，利他主义开始变得可亲，甚至平常。在回波士顿的飞机上，他自己解释：“这里有社会现实和个人现实。”我们挤在各自的舱位上，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小餐桌上划着如他各种闪念的图像。“我们生活在一个安逸多福的时代，畅通无阻地享受一切安逸多福。同时，我也看到了这个世界展现给我的真实面目。这并不是另外一个世界，而是同一个。这不是一两件事情就揭示清楚的。解放神学决不逃避贫困的信念使我不那么反感天主教了，但这是我在海地生活多年之后。读书让我知道什么是错误的，但海地的生活经历才让我真正意识到，一个权力决策上的小小失误和上层人的特权，可以给穷人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事件。是一次缓慢苏醒的渐悟。”
他竖起一根指头移到左边，“我可以拥有特权世界，我喜欢这些特权。”手指又移到右边，“但我并不愿意抹杀这个世界的痛苦。”他继续说，“人们早上醒来时不需要刻意忘掉这个世界的痛苦，他们只是宠爱自己，根本不愿意看到苦难。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你可以将一切隐藏在富裕的后面。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美国人有什么不同？我以为这种符号很可笑。当我们为了俄罗斯犯人人均十美分一天的伙食费争执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打开报纸，看到我们的克林顿政府，在商议如何消除我们巨大的财政剩余。两天前我们就在莫斯科的监狱里，更早一点我们就在M山区。人们要如何做才能抹杀那些地方人民的苦难？ 这样做的人岂不是一堆自以为是的臭狗屎？我知道我所做的是对的，我感到高兴而且满意，但不是满足。是的，我不满足这笔俄罗斯的贷款，这毕竟是贷款。作为人和作为一只蟑螂有什么不同吗？团结、怜悯、同情和爱。”
他看了一眼窗外，开始讲述一个故事。他二十三岁那年，远在建立康复中心之前，曾自愿为海地的一家医院服务。他同一个美国医生有过一次对话。那是一个和蔼的人，似乎非常热爱海地人民，在那里已经工作一年，马上就要回美国了。
“舍得离开吗？”法默问他。
“开玩笑吧？我多等一天都不行了。这里连电都没有，完全是荒蛮之地。”
“你不担心自己会牵挂这里那么多的病人？”
“不，”医生说，“我是美国人，我要回家了。”
一整天法默都在回想着他们的对话，直到深夜。“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是美国人’？人们是怎么划分自己的？”他知道那医生的答案是合情合理的。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是什么。他将在秋季进入医学院学习。他想，我一定要成为医生。
法默在那狭小的机舱座位里显得坐立不安。“深夜，一个年轻女人来到医院。她怀孕了，却得了疟疾……这样的事在海地真是太多了。”他停顿了一下，背过脸再次朝着窗外。
“她有很高的寄生虫指标，严重的疟疾。她已经昏迷不醒，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些。现在我知道了，因为这是我的专业。她需要输血，她的妹妹就在旁边。”窗外落起了雨点。他凝视着机场跑道，凝视着那一片雨蒙蒙的灰暗，默默流出了眼泪。
“不仅仅是她，在海地时时刻刻都发生着这样的事情，只是那时我不知道罢了。医院没有血，医生告诉她的妹妹到城里去找血，但她需要路费。我没有钱。我跑遍了整个医院也只借到十五美金，她带着钱去了。不一会她回来说，钱不够，她到那里的时候，病人已经开始呼吸急促，口里流出粉红色液体。护士说，没希望了。其他人也说，应该给她剖腹引产。我说总该有点办法给她输血吧。她妹妹抽泣和大哭，说那女人有五个孩子，说事情太可怕了，因为一个人穷就没有可能输血。‘我们都是人！’她一遍又一遍地喊，‘我们都是人！’”
空姐们开始清理餐桌以备飞机降落。在这一刻，法默开始神色沉重。“我揪心的是，人们怎能不去在乎，而是抹杀这一切，甚至忘记这一切呢？我并不是个消极悲观的人，但我知道可怕的真相，我没法坐在这里任人摆布。”
他恢复了正常语调，让死亡再一次隐入记忆。他又一次引用那个妹妹的话：“我们都是人啊。这似乎正是我要找的答案。”他摇了摇头。
“另外一点，当时我知道医生和其他人都在注意我的反应。护士说：‘可怜的保罗，你是个好心人。’而那位医生想必在想：他刚来，还嫩着呢，天真着呢。”他顿了一下，“他那时也许是对的，但我就是这样我行我素，一直坚持到今天。事实上，我并不天真。”
原文载《The New Yorker》
韩寒，研究生，现居美国。曾发表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