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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虎跳峡修水电站有感
作者:于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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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要在虎跳峡修建水电站的事情,非常震惊。这是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峡谷,它在世界上的影响甚至比在云南还要大。世界许多地方,人们不知道中国的云南省,但知道虎跳峡。就像我不太清楚尼加拉瓜瀑布在世界何处,但我知道这个瀑布,如果我有一日听见人家说要把这个瀑布摧毁,我一定以为这个世界疯了。但世界就是如此疯狂,为了眼前的一点经济利益,就要毁灭造化几亿万年的光阴才创造的奇观。我们时代当下的任何宏伟利益,从长远来看,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急功近利的。一百万老虎跳跃的峡谷,全世界只有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峡谷,中国只有两三个,虎跳峡是一个。我知道这种理由不会说服那些水利工作者。我可以算另一笔账,虎跳峡现在已经是世界著名的风景区,据我所知,每年来此地旅行的大都是西方游客。这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世界级旅游资源,它长远的可以持续发展的经济和文化效益,岂是一个丑陋的并且后果难以预计的水电站可以相比。金沙江虎跳峡、玉龙雪山、大研古镇是丽江纳西族世界的三大支柱。
虎跳峡的消失,必将沉重打击云南丽江地区在世界心目中的形象。
这是一个可以养浩然之气的峡谷。我曾经多次在这个伟大的峡谷中行走,最近一次是2001年的夏天,我步行二十八公里穿越了整个峡谷,大雨滂沱,巨石就在我身后轰然滚下。面对黑暗如夜的巨大峭壁,我再一次领悟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宗教的功能之一在于它可以回答人生的意义,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为什么活着的理由。西方把世界对象化,在研究、解剖、显微、结构、分类、为所欲为之后,上帝告诉人们一切都会复活。最近的复活迹象是,克隆技术已经曙光初现。西方相信一切都是可以克隆的,虎跳峡也是可以克隆的,技术万能,技术也确实是万能。技术改天换地之后,西方可以在教堂里忏悔,等待着复活,总是心安理得。中国不同,中国文化骨子里鄙夷克隆,迷信自然,中国人的教堂是在大地和人生之中,是此在而不是彼岸。为什么古代中国山水画和山水诗歌如此发达,因为大地在中国心目中不是对象,而是万物与我一体,是一个家。古代中国山水画的大师之一倪云林,因为钟情于山水,就把房产田亩都卖了,整日在太湖间云游。他画的一幅竹子,画面上有六竹在山野水滨挺立,被称为六君子图。倪云林的笔下的山水并非山水,而是精神的寄托。陶渊明在车水马龙的世界里厌倦了,一声归去来,就重返田园世界,悠然见南山了。南山,在陶渊明的词汇里,其实与天堂的意思差不多。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就是在野,在野并不只是一个隐喻,在古代中国,那确实是有野可在,在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有自然世界的桃花源、伊甸园作为基础。老子讲“道法自然”,这个“自然”除了自然而然的万物运行之“道”这个意思外,它其实指的也就是可见可感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大自然世界。“道”是从自然世界得到的启示,自然世界宇宙万物是“道”的载体。“夜发清溪向三峡”,并不只是旅游,李白的这个伟大行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出夔门,忽然看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情景,又一个诗人心灵被塑造出来。
在古代中国的文化中,自然世界是被作为天堂来歌咏的,因此山水诗、山水画才大行其道。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宗教、教堂之类的东西,因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寄托在自然中。可以这么说,自然世界就是中国精神的教堂。伟大的诗人、画家无不从自然世界获得关于人生的领悟,诗歌的灵感,自然世界成就了他们的伟大作品。苏东坡在他的不朽杰作《前赤壁赋》里面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为吾与子之所共适。”这是一段中国圣经,它深刻地表达出中国文化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如果没有此时此地的这个可以“共适”的大地,人生有什么意思呢?富与贵有什么意思呢?在古代中国,退隐、还乡,“复得返自然”是一种精神的归属,无论如何,知识分子总是有一个最后的退路,这个退路就是“野”,“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为吾与子之所共适”的自然世界,至少在那里可以独善其身吧。从这个意义上说,虎跳峡是一个伟大的中国教堂,一个归宿,它就像巴黎圣母院一样,是令人心灵安息的地方。
在昆明,我已经有十年没有去过滇池了,滇池距离昆明市区并不远,不过十公里路。“文革”时代,那里是我的天堂,在这里,我领悟了作为一个诗人的那些基本元素。那是什么时代啊,没有书,没有学校,没有李白、博尔赫斯,汉语就是社论、大字报和高音喇叭,那时代怎么可以诞生“诗成泣鬼神”的诗人?1966年我在上小学五年级,学校宣布停课,我就在野了,像一个小陶渊明那样,奔向美丽的大自然。我记得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跟着表哥走路去滇池钓鱼,垂钓落日下,悠然见新月,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倪云林那样的山水诗人,在天地之间,培养了浩然之气。
朦胧诗的主要诗人产生自白洋淀,也不是偶然的。把因政治惩罚而被下放到“西伯利亚”的经历视为“在野”还是“流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个深刻区别。我最近重返滇池,那里已经成为现代化昆明的一个污水排泄池。往昔阳光灿烂,沙鸥集翔、沙粒泛着金光的湖湾荒草丛生,建筑倒塌,蚊子在喧嚣,就像已经倒闭的大工厂的后院,它曾经生产过李白式的青春。在一个水泥制作的圆筒里面坐着两个孩子,他们在玩某种干燥的游戏,他们忽然爬出来,走了,圆筒的那一头是灰色的天空,黑暗的滇池,波浪像古代那样摇晃着。我忽然想到,要是现在再停课闹革命的话,我那十二岁的女儿可没有在野的地方了。
“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现代所向无敌,它已经不可战胜,传统中国一去不返,那不仅仅是长袍马褂、画栋雕梁、文言文和毛笔,也是野。那些洋洋得意的正在与“全球化”弹冠相庆的知识分子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在他们中间不会再产生陶渊明了,他们惟一的命运就是“流放”。当他们与一个标准的西方公民同样厌倦了车水马龙、摩天大楼、汽车水泥、塑料袋、超级市场和水坝;厌倦了自动取款机和公司的第二十一层的时候;厌倦了民主、议会、布什先生和伊拉克的时候,那些西方人随时可以一头钻进教堂,在神秘的尖顶下面,依偎在上帝母亲的怀中小憩片刻。而我们无处可去,我们乘电梯回家,看电视、浇花。
在1966年的革命之后,人们可以宣布《前赤壁赋》为落后腐朽的反动思想,但是,如果你们一定要改天换地的话,请给我们一个地方安心吧,让我们在“天人合一”这种世界观里面出生的人们认识到在一个水泥帝国里面的人生意义之所在,让我们在没有明月清风、没有滇池、没有一百万老虎跳跃的峡谷的世界上也可以诗意地栖居,就像西方人的教堂一样。
“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拓。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屈原《哀郢》)。我把伟大的悲歌《哀郢》视为当代诗歌,令我们“去终古之所居”的不是秦国,而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有一日在自己的大地上“洋洋为客”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明白,今日筑起来的不只是一个水坝,而是一次惨烈的流放。
2004年10月3日
虎跳峡记
我在云南的梦想之一是,有朝一日穿上电影中所见的那类旅行者的行头,沿着惊险的小路穿越那伟大的峡谷——虎跳峡,这梦想一直保存了十年,自从十年前我在去中甸的路上,从一个叫作桥头的地方,瞥过这峡谷一眼之后,这梦想就日夜缠绕,甚至成为我的人生是否依然具有勇气和活力的一个拷问,要么去,要么人到中年万事休。我已经进入过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进入过大海,登上过高山,穿越了高黎贡山脉,我还没有穿越过一个壮丽的峡谷。我曾经进入过怒江峡谷,但没有什么意思,是沿着峡谷中的公路进去的,灰尘、汽油味,陷在座位里,感觉麻木。而此刻我正在向这个梦想前进,我的双脚已经踩在了这梦的边缘。200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巨大的云块一箱箱吊在丽江广阔的天空,我越过大具坝子,向那伟大的峡谷走去,风在荒原上响着,还很远,我就感受出那峡谷的原始力量,我怀着一种走向狮身人面的心情。远远地可以看见金沙江对岸哈巴雪山的肚子上露着一片滑坡造成的面积巨大的白色的岩石板块,板块上有许多规则的方形条纹,像是尚未上色的油画布,但一些部分是黄色的,似乎已经打了底色,这大板块直抵金沙江峡谷,在河谷边缘才忽然断掉,当地人把它叫作大滑板。当年滑坡的时候,这地方曾使金沙江断流,江底露出,许多人跑到里面去捡金子。那石头镜子般地放射着热光,把周围的热气煽动起来。我所在的这一边,是大具的西部,一个巨大的地貌荒凉得像是水泥砌成的灰色平台,平台尽头就是金沙江。看不见人,只有乌鸦飞着。平台上到处是乱石、流沙、荒草和一条条大裂缝,这平台越接近金沙江峡谷,地质越恶劣,全是风化的玄武岩碎石和更深更长的裂缝、凝固了的塌方、干掉的泥石流,无数的石头从黄沙里冒出黑乎乎的头来,有的地方已经成了地沟,走着很不踏实,总感觉大地正在开裂,就要下陷,就要垮掉,就要张开嘴,把一切吞下去。在那些乱石里开了一条可容汽车的便道,看得出,路开出不久,石头和泥土就成堆地散掉、垮下来、流动,把路基埋掉一半,车子只能在石块上走,还有许多大石在滚到一半的时候停住了,虎视眈眈,还会继续向下滚,也许就在你经过的一刹那。过了这一段,离金沙江就只有两三百米了,平坦、荒芜,风吹动着枯草,我小心地探着路走过去,荒原忽然垂直地掉了下去,成了河流。金沙江,听不见声音,像黄色的石油那样缓缓地淌着。我站在大悬崖的边缘,看着它,感觉后面站着一个什么,好像就要伸出手把我推下去,猛回头,荒原。金沙江向北方流去,转过群山,消失在蓝色的云烟里,在那边它将变成长江,成为一个民族的母亲。另一边,就是那峡谷阴暗幽深的入口,许多獠牙似的石头在其间隐隐闪烁,好像是从一张嘴里看见的巨兽的内脏和肋骨,强烈地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