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战争与纪录片
作者：禹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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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当下，我们可以像直播一场世界杯上的足球比赛一样，直播9·11事件、英美联军攻占巴格达，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战争背后的真相，因为政治是少数人的事情，决策是需要机密的，而延时与滞后的纪录片就是传达真相的最好方式。真相之后是人类的理性思考，所有的理性、善良、忏悔往往在事后，惟有救赎灵魂让人尊重。麦克纳马拉老而弥坚，清醒地认识到古巴危机时，由于赫鲁晓夫、肯尼迪、卡斯特罗三位尚能保持理性，如果感情用事，彼此不能相互了解，后果不堪设想。而越战则显示美国并非全能，一味相信武力所造成的后果及教训。“肯尼迪、赫鲁晓夫、卡斯特罗是理性的，我们离战争就差那么一点点，理性的人差点就让这场毁灭性的战争摧毁了他们，这种危险今天也存在，古巴导弹危机给人们的教训——人们的不可靠性，和核武器加起来就能摧毁整个国家。今天还有7500枚核弹头，存在世界各地，这里面有2500枚在十五秒之内，就能由一个人来决定并指挥发射，这合理吗？”揭露事实真相的同时，认识历史，纪录片也就具备了较高的品质。
导演的立场，决定了一部纪录片的价值取向。《九月里的某一天》中，巴勒斯坦人无疑成为恐怖分子的形象，他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悲剧”。但是几十年以后，今天的加沙河沿岸，以色列仍未能放下屠杀巴勒斯坦平民的枪炮，彼此仇视注定悲剧延续！女兵林奇的故事瞬间传遍全球，另一些牲口不如的生命，每天大量死亡，却让人漠视；据说，当美国虐俘事件曝光后，几大电视网迅速将死亡美军遗像叠加编辑、配以煽情音乐，滚动播放，以大片式的宣传掩饰耻辱行为，影像表达的公正性、媒体的“公器性”让人怀疑。立场，决定了影像写作的态度，埃罗尔·莫里斯导演在制作《战争之雾》的时候，对麦克纳马拉采用了平视加略为仰视的角度来评价，肯尼迪的英姿、麦克纳马拉漂亮的军服、美国领导人会议的富贵做派，一切是华丽的，连角度都是精心选择的。但是赫鲁晓夫、卡斯特罗的出场，显然是不同的，赫鲁晓夫俨然是个小丑，讲话动作做慢了，没有声音，只有动作，一副声嘶力竭的样子；而颇有格瓦拉风度的卡斯特罗则更差。纪录片中，导演用几乎特写的镜头三次推到麦克纳马拉的脸部，三次，麦氏的眼睛湿润，话语艰涩：一次是说到二战，据当时情报分析，认为自1943年末，开始对日本本土共有六十七次空袭，尤其是1945年3月的大空袭，使得当时日本已呈“毁灭”状态，因此实在没有必要再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了今日核战争的威胁；另一次是说到肯尼迪遇刺，他时任国防部长；第三次是为了抗议越战，一名叫诺曼·莫里森的人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自焚，美国国内反战的经历让他终生难忘。
“影视史学”一词被提出之后，提供了人们用影像阅读历史的方法和途径：重要的不仅仅只是想要在头绪繁杂的资料中，辨明历史的样子，更重要的是，这些是谁的历史？透过谁去诠释的历史？同时，“纪录片”一词，也同样带给人们误读，一般以为，所谓的纪录片，就是真实。然而，是吗？如果，我们相信纪录片存在着“因为看见、听到，所以感受到”的真实，那么以战争时期的纪录片为例，这样的认知便很快地被推翻。战争过程中，同盟国与轴心国各自尽全力拍摄，用来巩固自身行动正当性的影像，在战前和战后，被不同的阵营，因为截然相反的目的重新剪接以后，各自都达到了其目的性。事实上，所有的历史素材以及所谓的“真实”影像，都是可以被操纵的。
纪录片界公认，里芬斯塔尔是一名世界大师级的纪录片导演，年轻时的里芬斯塔尔漂亮、聪明，希特勒登门邀请，于是有了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她拍片就像打仗，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在拍摄《意志的胜利》时，她拥有一百二十人、三十台摄影机组成的摄影组，有二十六辆汽车和全副武装的警官任她调遣。拍片期间希特勒本人也服从她的命令，纳粹党上下被她指挥得团团转。各种角度希特勒的特写、纳粹不可一世的军容、疯狂情绪下的德国，本来是作为充当战争兴奋剂出笼的影片，在战后却变成了控诉法西斯的影像，同样的一整批历史影像资料，透过不同的人，重新剪接的结果，却是制造了截然不同的意念与主张。经过编辑，军队检阅的场面变成了鹅步并行的荒谬画面，希特勒完全是一个疯子的形象。里芬斯塔尔也被认为是纳粹同路人，并因此受审。今年初，里芬斯塔尔以九十岁的高龄告别了令她荣辱并存的世界。客观地说，里芬斯塔尔是应该作为大师留名于世的，我们不会再提起她的经典纪录片《奥林匹亚》（拍于1938年）。拍摄《奥林匹亚》时，她就实验了水下摄影、自动摄影，极力争取到了在运动会场里挖摄影坑的特权，大胆地使用摄影爱好者拍摄的材料弥补专业人员拍摄的不足。里芬斯塔尔从来都不缺乏勇气和想象力。当她亲自扛着摄影机拍片，冷静地调配庞大的摄影队或埋首于数万英尺的素材，脖子上缠满胶片做剪接时，她既不是女性也不是男性，而是天地造化之灵物，是正在创造的人。
战争时期的纪录片，被赋予了颠倒是非的权力，制作的目的在于服务战争、服务国家，但是也许不是真理。究竟是谁，用什么方法，为了什么目的，制作了这些纪录片？影像能够书写历史吗？也许可以，只是要看是谁在为谁书写历史？以及，这种书写的目的是什么？
广岛、哈瓦拉、河内、成都，曾经与麦克拉马拉行武经历有关的城市，不断地以慢镜头的方式呈现在银幕上，老人、年轻人走动的背景是霓虹灯闪烁，可口可尔、麦当劳和汽车广告。还是美国人征服了世界！委婉的音乐让我想到了没有解说词的另一部纪录片《失去平衡的生活》，它是美国当代纪录电影奇才戈德弗莱·雷吉奥1983年的作品，当时此片震惊影坛，观众、评论家给予极大好评，同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票房也获得了成功，这在纪录片史上是不多见的。让人无法相信的是雷吉奥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并无拍摄电影的经历，甚至于很少看电影。然而，正是这位“半路上杀出来的”的怪才，对当代视听语言的变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例如，高速摄影和低速摄影在一般的影视作品中往往只是偶尔为之，而雷吉奥在影片中则大量地使用。片中从特写镜头到全景镜头的过渡极快，采用两极镜头是他摄影风格的特点之一，所谓“视觉轰炸”一词正是对他的摄影风格的概括，这种风格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美国故事片、电视片、MTV，乃至电子游戏节目的制作。是那部纪录片的镜头告诉观众，战争毁灭了人类平静的生活。而之后的MTV总是用影像碎片放纵、放大着人类的情欲。
走进镜头的人，在镁光灯下，说着自己的故事，因为没有人说，因为有的人无法说，所以在真实的影像中，我们也许会被感动，然而真实的背后，会隐藏着一些不真实，省略、辩解、粉饰自己，导演通过编辑，将有力的思考传接给了观众。对于越战的反思，麦克拉马拉说：“为了正义,我们要做多少迫不得已的事。”导演埃罗尔·莫里斯撕开了麦克拉马拉最想回避实质问题的缺口，作了如下一段绝妙的采访：
问：你觉得你对战争有责任吗？
麦：这是总统的责任。
问：你觉得内疚吗？
麦：我不想深入探讨，越战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任何东西都需要附加的条件。
问：说出来你会挨骂吗？
麦：是的，没错。没有说出来也会挨骂。
结尾的画面，麦克拉马拉驾驶着汽车，用的是他的一段同期声，“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有个俗语说得好——战争迷雾，战争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力，我们不必要杀人，威尔逊说，我们通过赢得战争，从而来消灭战争。”在插入一名越战美军士兵用机枪扫射平民的画面后，麦的同期声，“不是我们不理智，我们是理智的，我喜欢引用埃利奥特的一句话：我们不应该停止探索，在探索之尾，从外面回到我们的起点，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我开始要回到原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