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简朴生活回忆录（散文）
作者：迟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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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富足，使马灯、油灯渐次别我们而去了，烛台也只成了一种时髦的展览了。当我们踏着繁华街市中越来越绚丽的霓虹灯的灯影归家，为再也找不见旧时灯影的痕迹而发出一声叹息的时候，那些灯影斑驳的往事，注定会在午夜梦回时幽幽地呈现。
女孩们
屋子和人一样，是需要打扮的。打扮屋子的活儿自然不会由那些上树掏鸟窝，下河捞小鱼的脏乎乎的男孩来完成。你若让他们去擦桌子，他们肯定连抹布都不拿，顺手用自己的袖子擦擦了事，回头还得浪费肥皂为他们洗衣裳。女孩生性爱干净，手又灵巧，她们使用笤帚、鸡毛掸子、抹布是非常自如的。如果灰尘也有生命的话，它们最恨的大概就是女孩的手了。这手让它们无处藏身，最后只得销声匿迹。桌椅和炕面被擦得油光可鉴，被褥被摞得整整齐齐的，烛台上没有烛泪，玻璃窗上没有蝇屎，碗筷上不存油腻，茶杯上没有污渍，地板缝里不藏着瓜子皮等杂物，这井井有条而又纤尘不染的家居生活，靠的就是女孩们的手。
屋子光是干净整洁还不够，还要修饰它，这就像女孩们要在自己的辫梢上扎一条彩绸作为点缀一样。于是，女孩们学会了绣门帘、钩窗帘。绣花要买来五彩丝线，将雪白的稠布固定在圆形的竹撑子上，用绣花针在上面绣出金鱼和水草、牡丹和蝴蝶等图案。钩花呢，要买的是雪白的线团，或粗或细，手捏一个钩针，将线穿上，一挑一挑的，图案就脱颖而出了，也许是一对白莲花荡漾在水面的形影，也许是一排枝叶婆娑的树挺立在风中的形态。钩出的花是镂空的，适宜做窗纱；而绣出的花做的是门帘，门帘一挂，你从里屋就看不到灶房的灰暗和陈旧了。
会钩花的女孩多，而精于刺绣的却比较少。所以那些会绣花的女孩是神气的，她们往往坐在院门口绣，过往的行人见了，会赞叹她的手艺，她就会露出甜蜜而又得意的笑容。钩花呢，由于随意性较大，又简单，所以很多女孩望着云彩时也能熟练地挑针走线，不似绣花的，始终要垂着头敛声屏气地绣，一针都马虎不得。那些到了出嫁年龄的女孩，喜欢悄悄绣上一对枕套和两个门帘，为自己预备嫁妆。
屋子有了雪白的窗纱和多彩的门帘，犹如一个穿着黯淡的女人披上了绚丽的披肩，豁然变得亮丽了。女孩们在打扮屋子的同时，也练就了手艺，而手艺的好坏成为了那时女孩身价的一种资本。当一个女孩被介绍给婆家时，人家会问她的活儿好不好，这活儿除了做饭、缝纫、织毛衣、纳鞋底、做棉活儿等外，自然也包括刺绣和钩花了。所以那时女生的书包中，总是藏着一团线，线上别着钩针，上体育课时，女孩往往是围成一圈，坐在操场上说说笑笑地钩花。我也曾学过绣花，不过绣几下就没了耐性，嫌一条鱼的出现要缠缠绕绕地费上一天的工夫，而钓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却是瞬间的事，于是赌气地把绣花撑子撇了；钩花呢，也从来没有钩过一块完整的窗帘，都是浅尝辄止，钩着钩着就烦了。好在我姐姐是个女红的能手，能织善绣，所以家中的屋子被打扮得也很漂亮。
我对刺绣和钩花毫无兴趣，但对于缝纫却是兴味盎然的。那个年代，只要不是太贫困的人家，窗台前都摆着一台缝纫机。我很喜欢踩缝纫机，听着它哒哒哒地响，就有一种快感。缝纫机算是家中的贵重物品，蒙在它身上的罩子也就不常离身了。它很娇贵，不能在它上面压花盆，不能放滚烫的茶杯，甚至于你拍屋子的苍蝇时，也要首先扫它一眼，以它的清洁为先。平素家人的衣服开了线了，就动用手针来缝，不轻易舍得用它。它什么时候用得最勤呢？那就是腊月里，家庭主妇会从商店扯来一块又一块的布，求人给裁剪了，给家人做新衣服。这时候我就喜欢坐在母亲身边，看着她怎样把两块布叠加到一起，塞到机头下面，落下一个银色的按纽压牢它，然后飞快地蹬起缝纫机。缝纫机上的线像浪花一样欢快地跳跃着，布与布在瞬间就被缝合在一起了。一个熟练的主妇，一天做上一套衣裳是很平常的。但我妈妈却不是这样，我想她一定没有学过几何，那些大大小小的布片常被她给连缀错了，该是衣兜部位的布，给上到领子上了；该是袖筒的布，给上到裤腰上了，真的是颠三倒四。所以常见她撇着嘴将刚缝纫完的衣服刺啦刺啦地又撕开了，这时候我就得给她打下手，将附着在布上的线头挑掉。若是她返工顺利了，我会受到表扬，反之，她会怪我碍眼，影响了她的发挥。尤其是她给我做衣服的时候，返工一遍那算是少的了，往往一件衣服周周折折地做好了，在她长吁一口气后，突然发现衣襟对不齐了，她就骂我“绞牙”。也奇怪，也许是心理暗示的缘故，她一给我做衣裳，总要出错。所以尽管我爱看她蹬缝纫机的样子，但轮到给我做衣服的时候，我就远远避开。我还记得有一年她为父亲做棉裤，父亲穿上后，发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父亲取笑她，她不承认自己手艺有问题，非说父亲的腿生得就是一长一短，不肯为他修改。我心想，你这不等于糟践自己当年嫁了一个瘸子吗？
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我有时会偷偷打开缝纫机，缝“跑球”。跑球是用六块同等大小的碎布做成的，跟口袋一样，缝时要留着一个小口，将米塞进去，然后再把它封死。它比鸡蛋大，比拳头小，是女孩们用来做跳格等游戏的。而我用的碎布，都是从专门收拢布条的包袱里选出来的。母亲一旦发现我有了新的跑球，就明白我背着她使缝纫机了，她会打开它，检查它的运行是否正常，好像什么东西经我一用，会立刻坏掉了。我用缝纫机缝过跑球和椅垫，坐在它面前，总觉得驾驭的是一匹野马，非常自得。
女孩们除了修饰家，还会因着爱美的天性而修饰自己。比如采了胭粉豆花，将它捣成泥，用它猩红的浆汁去染指甲。那时很时兴烫刘海，女孩们就把铁条在火中烧热，将刘海卷在上面，使刘海变得曲曲弯弯的，好像吊着一个又一个问号。不过也有失手的时候，将刘海给烫焦了，女孩这时就会伤心地哭起来。那时还没有电熨斗，为了让衣裳变得平展，女孩们把水烧开，倒到大茶缸里，加上盖，用它熨衣裳，能把上衣兜口的褶痕抚平，能把裤线压得笔直。穿上这样的衣裳，女孩们的步伐变得轻盈了，腰肢也显得婀娜了。
女孩们在没成为别人的媳妇之前，因为没经过灶房油烟天长日久的熏染，那面色是光鲜的，手指也是灵活的。而一旦嫁了人，生计的艰难会使她们的手变得粗糙，再挑着丝线刺绣时，手指就生涩了，不过不要紧，她们已经出世的女儿会渐渐接过她们手中的绣花针，绣山绣水绣花绣草。而岁月就在这不经意的挑针走线间，将当年的女孩那满头的黑发绣成了如雪的白发。
我与缝纫机有着不解之缘，我最初的作品就是在缝纫机上写的。读师专二年级时，放暑假我回到故乡。窗前仍然摆着缝纫机，上面罩着乳白的罩子。家中没有写字桌，我就搬来一把凳子，俯在上面写东西。写着写着，就会被窗前花圃上的蝴蝶所吸引，我会放下笔来，看一会儿蝴蝶；蝴蝶飞了，我就再看一会儿豆角那碧绿而婆娑的叶片，接着再写。父亲走进屋子，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写小说呢，他就发出快意的笑声，那笑声带有几分赞许，又有几分善意的嘲弄。我最初发表的作品，就源出于此。在缝纫机前工作，注定要有响声发出。我缝跑球的时候，它发出的是哒哒哒的声响；而我写作的时候，同样也有响声发出。那是笔刷刷刷地在纸页上走动的声音，听起来既像风声，又像镰刀割麦的声音，这种声音萦绕着我，使我的心灵塞满了情感的五彩丝线，用笔挑着它们，绣也绣不完。
棺材与竹板
活人的世界曾有两件事物给我带来死一样的恐慌，一个是棺材，一个是雨季时游魂一样飘荡而来的算命人。
我们那个小镇，一过了七十的老人，即使那身体硬朗得还能走上二里路，一顿能吃上两碗饭，也要提前把棺材打起来，放在柴垛或者是菜园中，为那最后一天的上路而预备着。棺材本来是空着的，可它带来的死亡的阴影却比一座真正的坟墓还要明显。你想想啊，你明明看着这个老人还能买豆腐，还能在菜园中劳作，可一看那红棺材已经摆在那儿了，一想他没有多久就会睡在那里了，就觉得自己已经看到鬼影了。所以我特别恐惧与有了棺材的老人说话，总怕他们那寒冷的目光会将我的魂给摄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