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临近身体 临近存在
作者：张 念
字体： 【大 中 小】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曾写过一篇短文——《作家的身体》，她说，知识分子大多是笨拙的情人……他们是作家，对他们的肉体同样也漫不经心，而此事与我相距甚远。杜拉斯并不是否认自己的作家身份，她要否认的是那些否认身体的人。
否认身体，不是说他轻视身体，相反，是他过于爱惜自己的身体，因爱惜而吝啬，因为他需要的是安全。这时的笨拙和罗兰·巴特情欲燃烧时话语音阶上的休止符不同，这样的笨拙更接近迟钝和麻木，因为思考的赘肉，正悬挂在他高级的头颅上。知识分子对身体的漠视，来源于肉体和灵魂的古老敌意，作为灵魂建筑的工程师，身体作为材质，是旷野中采集而来的大理石，不具备结构功能，它被刀削斧砍，剔除掉它从荒原中挟裹而来的野蛮气息。所谓高级，是为了和动物做严格的区分，身体的首要禁忌就是裸露，而知识分子的写作伦理也根植于身体的禁忌之中，就是杜拉斯所说的那些人，他们的漫不经心体现在他们从不把自己放在文字之中，正如克尔凯郭尔笔下的传教士，他们在转述别人的痛苦，而从不经历痛苦。这样做是安全的，他们盛装出场，景仰的光环笼罩在他们周围。
我们为什么漠视身体，漠视源自对恐惧的逃避。身体当然不会直接导致恐惧，我们的恐惧来自禁忌，比如小女孩从小就被教导成必须防范和抵制与男人的身体接触，接触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糟糕透顶的一件事。经过文化的涵养，禁忌成了文明的准则，谁要超越准则，就是反智的，是野蛮而低贱的。而知识分子的禁忌，针对的是面具，他们像小女孩爱护身体一样的爱护自己的面具，他们以为这和廉耻有关，他们恨不得消灭自己欲望丛生的身体，极端的表现就是禁欲。所谓“卧薪尝胆”，所谓“卧冰求鱼”，所谓“杀身成仁”，身体遭受了摧毁性的折磨，这样才能出人头地，这样才能道德完美，如此的完美，正是通过对身体的不道德行为而实现的。
在中国当代文化的词语剧场中，“身体”这个主人公真是命运坎坷。一会儿是生产资料，一会儿是社会主人，一会儿是“老黄牛”，一会儿是“铁姑娘”，一会儿是党的女儿，一会儿是人民之子，在这样表述的时候，“人”这个概念出现了，这类似于长镜头，因为特写会暴露我们的缺陷，身体的缺陷。一个不服从缺陷的世界，必然充满了谎言，因为我们实际上不能真正消灭我们的身体，因此尼采高喊：身体是我们惟一的准则。精神，太精神的结果，就是“自我”的过度膨胀，我们的身体变得粗笨滞重，囤积着太多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脂肪，这和被驯化的绵羊更接近了。这些肥腻的脂肪掩埋了身体的真相，在国家话语的监视之下，人们的精神生活成了一场盛大仪式，一场和内心倾向、和身体的疼痛冷暖无关的大弥撒。我们的嗓音被国家机器印刷成标语和口号，肉嗓的风寒疼痛交付给身体独自承担。
作为身体一部分的肉嗓还只是承担了身体的局部命运，而劳动改造，是针对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精神祛魅法，高强度的劳动成了一代人的梦魇。这里的劳动和惩戒相关，因为他们的“心魔”难以捕捉，他们的身体理所当然地成了替罪羊。身体承受着来自内外双重力量的打击，就是说在身体本来就不受自身重视的前提下，驱逐流放或者消灭，再次从侧面提醒了身体存在这样一个坚硬的事实，这无不兼具悲剧性的反讽意味。而如今的军训，仿佛是新一代人的成人礼，那被暴晒的皮肤，被弄得酸疼的腰、腿和脚，再次表述了身体不由自主的受支配的历史命运。给身体制造种种不适，是为了强化对身体的厌恶，从厌恶身体到厌恶自我——心魔，好让身体腾空，这样，身体就被打造成一只精神的容器，等待着填充。
法国诗人瓦雷里曾说，最深的是皮肤，这句话被后继者发扬光大地表述为：最深刻的是我们的身体。于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福柯，认为身体和力量相关。这种力量源自于一个巨大的秘密，就是身体总是成为被惩戒的对象，而酷刑就是惩戒的极至。
在我们的文化中，惩戒还波及到离身体最近的服装，因为服装会从一定程度传达身体的信息，那么对身体的压抑就从对着装的管制开始的。1964年11月18号的《羊城晚报》刊载了《服装的多样与怪样》，文中写到：
什么样的服装是奇装异服呢？举点例子：女人的敞坦胸部的坦胸领，彻底暴露肩腋的背心袖，包紧屁股的水桶裙，紧束腰部故意突出胸部的其它怪样的衣服，我们认为都是奇装异服……这些怪样衣服的特点，一是卖弄风情，刺激别人的感官；二是有损健康，不利于肌体的活动。而所有这些奇装异服又全是从西方抄袭过来的，同我们勤劳朴素、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风尚背道而驰。……西方社会的服装所以越来越怪，越来越趋向于“肉感”的暴露，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腐烂到极点的反映。
身体的真实感受——感官，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峙话语中的核心所在，服装在此也被意识形态化，耳、眼、口、鼻，手、皮肤，所有的感官，在拒绝刺激，因为精神的腐烂要比感官的腐烂严重十倍。它们通通被收编进社会主义朴素风尚的符号编码中，通过消灭“奇装异服”来消灭女性曲线。这是高压政治权力，以一种更加隐蔽和阴险的方式，完成对女性身体的建构，并且在风俗与健康学的托词之下，排除性别差异，从而把微观的性别政治纳入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中。也就是说，女性身体，不再是身体本身，而成了权力渗透后的一种效果。
这里的身体，类似于鲍德里亚对身体的第三种界定，对政治经济制度来说，身体指涉的是人体模型，代表着价值规律之下完全功能化了的身体。身体被物化，身体的使用价值在知识分子那里，被表述成写作机器，在集权者那里被表述成意识形态标本。我们发现，在身体逻辑上，知识分子和集权者达成了某种默契。
于是，恢复身体的权利，成了我们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
当社会主义的女性曲线复活的时候，具有革命优先权的身体，又跌入了商业经济的陷阱。暴露（风情）的交换价值，成了所有商人不言自明的巨大卖点。尽管“风情”在女权主义者看来，也是被男性话语建构的结果，是被赞美、欣赏、歌颂、诅咒、观看、享用的客体，因为女人一直丧失了对自身的发言权，自在自为的女性身体是难以想象的。身体的命运不是被政治收编，就是被商业认领，我们的身体已经无路可逃。
但所幸的是，我宁可把商业性看成身体叙事的一种结果，这和政治化的身体不同，以前的政治话语，是对身体话语执行就地枪决，而商业时代的身体话语，有了缓刑的可能，身体话语的自在自为性，只能体现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经历了身体的政治囚笼之后，我们的目光落在新一代的身体书写之上，鲍德里亚的身体理论就显得太“西方”了。这不是和社会主义相对应的西方，而是一个正在努力走向多元化，努力进行“一”的突破的社会相对应的西方，所以，当我们谈论身体的时候，必须识别这种谈论的参照系，是现在的西方还是我们的过去。
临近身体，首先必须临近我们的存在，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对身体的敌意，已经从过去的国家主义监控（比如控制女性曲线的审美观），下滑到道德伦理层面，这时，政治伦理的尴尬身影，侧身躲在了道德伦理的“温暖”怀抱中，获得了更大的欺骗性。我们发现前面提到的1964年文本中对“女性曲线”的压抑，已经延伸到当今的男权话语之中，比如“美女作家”，比如“坐台女作家”，比如“妓女文学”，这些词汇隐含着臭名昭著的仇恨逻辑，这是男权意识自动书写的表现，女人一旦写到自己的身体，男人就立即认为这是做给他们看的，是在卖弄。而具备了身体自觉意识的女人们，回答说：我的短裙，与你无关。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