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介入社会现实的现代音乐
作者：殷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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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彼得格勒交响乐团首席指挥雷洛夫说：“如果一百年前有外星人来到地球用一个小时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如果现在又有外星人来到地球要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王西麟《第三交响曲》。”业界对王西麟音乐作品的评价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十年后（2005年）的4月9日，“王西麟作品音乐会（3）”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我们在替西麟先生高兴的同时，也感叹着他的创作生涯的艰辛：他的那些呕心沥血之作往往要等上十几年才能面世，甚至有一部作品竟等待了三十七年之久！由此，我们也更钦敬他的坚忍不拔：作曲家至今仍在奋秉烛之明去创作下一部大型作品，仍在努力争取下一个“作品音乐会”！
一
十四年前（1991年），我很偶然地听过一次王西麟先生的《第三交响曲》，但由于我是赶去朋友家看电视转播的，错过了那场音乐会上半场所演奏的同样很精彩的《为钢琴和23件弦乐器而作（作品25号）》等。之后，也再没有听过王西麟先生别的什么作品。但是，这部《第三交响曲》给我的冲击与震撼是如此之大，以至十四年后的2005年年初，我写了一篇题为《理想与忧患交织的岁月》的文章以回忆1980年代前后的文艺现象，涉及音乐问题，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这个《第三交响曲》。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们拿王西麟《第三交响曲》与肖斯塔科维奇《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在审美追求上有很多相像之处：同样是非常状态（斯大林之“大清洗”与中国之“文革”）下知识分子的内心独白，同样表现现代生活中情绪的躁动、高压政治下的苦闷，以及其间若隐若现闪烁着的理想之光。但是，在王西麟那里，苦闷的主题是如此强烈，以致理想之光几乎完全被压抑殆尽。似乎前者一次次被打倒、一次次又顽强地站立起来；而后者最终放弃了站起来的努力，只记录下被打倒的过程。记得当年笔者与友人闲谈感受，说：‘可能百年之后，肖斯塔科维奇的后代们会很佩服他的先人在那样困难的境地中能使希望存活下来；而王西麟的后代会很诧异一个人怎么能够在完全窒息的条件下活下来，甚至由此产生对作品真实性的怀疑’。”
这段话发表在《艺术评论》2005年第一期上。应该说，这只是我个人十几年前的感受，远说不上是对王西麟作品的全面评价乃至褒扬，甚至没有说清楚我说出这番感受的变化过程：当初，我并不很理解一部文艺作品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压抑，还是喜欢音乐中能有一些希望的亮色；添加了这十几年的人生阅历，我渐渐明白了——凭空描绘些理想的虚妄的亮色是比较容易的，如实记录下苦难历程而不加任何粉饰，则需要具备更大的勇气和更坚韧的力度。
前不久，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了解到，就在我不知道王西麟先生在其《第三交响曲》之前写过什么，并怀疑之后也没有新创作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孤军奋战的境地中完成了一系列新作，作品编号已达46号。其中大部分创作于1980—2005年这二十五年间，堪称力作的二十部以上。另有艺术歌曲集五部、影视音乐作品四十余部，未列入作品编号。
此外，我还十分惭愧地了解到，其实国际音乐界包括潘德列斯基（Penderecki）这样大师级的人物，早已给予王西麟音乐以极高的远比笔者更专业更权威的评价。
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赫洛波娃（Kholopova）在听了《第三交响曲》之后，宣布：“我在这里发现了世界音乐界尚未发现的我们伟大的同胞德米特里·德米特里也维奇·肖斯塔科维奇传统的真正生动的发展……两个伟大民族悲剧的命运联结在一起。”
潘德列斯基高度赞赏他的《第四交响曲》：“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他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从而截然不同于他的国家的任何主流音乐。”
澳大利亚国立音乐学院吉姆·科特（Jim Cotter）教授如此评价《第四交响曲》：“……人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听到对不人道的谴责之声。很少有作曲家能够如此清晰地表达这种激情，而仅此一点，如果不论及其它的话，就能把他列入近五十年来国际作曲家们的前列。……在这部作品中，我听到潘德列斯基和其他波兰作曲家的影响，但我还听到他对于这些影响了他的技术的扩充是超越了任何波兰人的。他已解决了在这一领域的问题……这部作品可以被列为任何一个世纪的上乘作品之列。”
…………
我几乎与这样一位用音乐记录下二十世纪中国全部的艰难历程的大作曲家擦肩而过。
当然，不单是我个人的孤陋寡闻，即使在国内音乐专业界，又有多少人认真研究过王西麟的作品呢？
王西麟，祖籍山西稷县，1937年出生于河南开封，1949年9月私自投军于西北野战军十一师文工团，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他1962年就完成了他的《第一交响曲》，并于当年大学毕业，1963年又有交响音诗《云南音画》问世，迄今已创作交响曲、协奏曲、康塔塔等大型音乐作品在二十部以上。但是，受各种条件限制，他始终处在大部分作品得不到正式出版、作品音乐会也少而又少（仅在1991年和1999年举办过两次）、而在国外的影响又无法及时反馈到国内这样的孤寂境遇之中。
二
这次音乐会的曲目是：《哀歌——为女高音和交响乐队而作》、《小提琴协奏曲》和《第四交响曲》。我们从这1986—2000年之间的王西麟音乐作品精选中，再一次领略到一个独特的音乐现象——对现实毫不粉饰的悲剧性音乐史诗。
《哀歌——为女高音和交响乐队而作》的副标题是“读屈原《招魂》有感”。屈原的原作可分两个部分：灵魂四处漂泊而无所依托的严酷现实与终有所皈依的理想之境。作曲家于其中舍弃了原诗下半部分“光风转蕙，汜崇兰些”的理想之境，而只节取了地狱般诡异怪诞的上半部分，以声乐协奏曲形式谱写一阕无词长歌。这部作品采用多调性和自由十二音序列技术，并吸收了南音、芗剧和粤剧的音调影响，风格凄清而凝重、哀伤而明朗、沉郁而绚丽，如泣如诉的女高音沉浮于或低沉悠远、或飘逸豁达、或海浪般汹涌澎湃的交响背景之中，以一个苍凉、悲怆而不失博大襟怀的音乐形象，抒发着对世道沧桑的慨叹。这里，超脱于十几年囚徒生涯、数十年不公正待遇，至爱亲朋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等个人、家庭的遭际之外，作曲家个人的一腔忠愤与民族命运血肉相联，充满了《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济世情怀。
被瑞士小提琴家斯特雷夫（Egidius Streiff）称为“那些最伟大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无愧的继承者”的王西麟《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8号）似乎是这位大作曲家作品中的一个精致的小品。但是，这个小品从1984年萌发初衷到2000年定稿，创作过程竟长达十六年之久，可见作者所倾注的心血之深。笔者以为，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它展示出了作曲家潜心学习西欧现代音乐技法，并将之与秦腔、上党梆子等中国北方民间戏曲音乐相融会的过程。其第一乐章所表现出的质朴、豪迈的北方乡村风情，第二乐章所表现出的哀婉语境，第三乐章所表现出的奔放热潮，无一不因西欧现代音乐语汇的引进而获得充分的展示。这似乎昭示着一个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只有正视固有艺术语言的局限，只有大胆地借鉴新技术、新形式，古老的民族音乐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有极高难度、特别是对西方人似乎更不好理解的作品，竟被来自瑞士的斯特雷夫先生近乎完美地演绎出来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带有浓重民族色彩的音乐作品是可以因其个性的充分展现，从而跨越国界，成为国际化的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