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金沙江之子
作者：汪 晖
字体： 【大 中 小】
我参加过许多学术讨论会，但那次会议却很特别。头一天的会议在旅馆召开，发言者除了从北京和昆明等地来的专家之外，大多是当地的学者，其中许多是藏族的学人。降边嘉措先生是我在社会科学院的同事，他在少数民族文学所，我在文学所，仅仅一层之隔，却从未谋面。这次在云南见到了。泽仁顿珠先生是著名的藏学家，他以一人之力完成了百万字的《西藏通史》，在藏人中享有很高威信。从青海来的活佛一脸慈祥，很少说话，但我们后来一路去德钦，他的博学让我深为佩服。云南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学者对当地风俗、宗教、自然状况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他们的论文对于中甸、德钦、丽江等地的生态状况做了详细研究。不止一位学者谈到了藏传佛教对自然圣境的崇拜，认为这一崇拜对于生态的保护有重要的作用。第二天上午，我们驱车参加当地藏学中心的成立典礼，而后前往其茨顶村进行小组讨论，亮中从一个小组换到另一个小组，终于到我所在的小组来了。他坐在我身边。讨论过程中，亮中忽然发难：现在NGO（非政府组织）纷纷来到这里，但投资和活动都集中在藏区，难道其他民族文化就不包含保护自然的传统吗？我们从小在这里长大，不同族群相处融洽，不但是同学、同事，而且也是亲人，因为不同族群之间通婚和日常的交流是很普遍的。但随着外来的投资都流向藏区，所有的宣传也都集中在藏族文化，多少个世纪和谐相处的不同族群之间产生了相互间的芥蒂和“分”的趋势。这不是个问题吗？
亮中在此之前已经与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因为不了解情况不敢贸然发表意见；但在与马建忠的聊天中，我特别就此问了他的意见。建忠是藏族人，又在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工作，他坦承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但感到一时很难改变。他称赞亮中的文章写得好，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没有想到他写了这么好的文章！建忠和亮中像兄弟一样，偶尔争吵，但情感深厚，8月间建忠从美国给我写信催问答应他的文章，还特别提到亮中和大伙儿对虎跳峡水坝问题的斗争“有声有色”。亮中提及的问题是尖锐的，我认为他有一种真正的人类学的视野，而不是单纯地从环保出发；他并不是不支持NGO的工作，而是关注NGO能否真正将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的视野贯彻到各种项目之中。很显然，在亮中的心目中，生物的多样性是和文化的多样性密切相关的，任何将一个社区简单地按照族群、宗教来进行区分的做法，都可能瓦解社区自身的文化多样性及其有机的联系，产生新的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又与平等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亮中对他的家乡的关注不是从一个族群或一种文化出发的，而是从一个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群网络及其多样性出发的。在云南期间和从那里回来之后，我们曾经反复地讨论过云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及其意义。后来在起草有关反对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水电工程的倡议书时，这也成为他的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在中甸的那几天，亮中忙前忙后，除了招待我们品尝当地菜肴之外，还特别带几个当地的朋友到我的房间来聊天。亮中是一个较真的人，他想到的事情，往往不顾及场合就要说出来。那天在其茨顶村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在交锋之后，亮中仍不罢休。他对当地将其茨顶村设计成为一个藏族文化样板村也很有意见，在这些问题上，我完全赞成他的看法，虽然囿于客人的身分，没有多说，但在最后的发言中还是呼应了亮中，对于过度的旅游开发和市场扩张表示担忧。在与亮中及他的朋友的聊天之中，我们最为关心的是：究竟是靠了怎样的历史传统、文化条件和社会政策，云南能够保持如此灿烂多姿的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各民族为什么能够和谐共存而又各自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当代世界的变化——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是否可能促成这样的局面的转化？亮中对于自己的家乡和族群有强烈的认同感，但同时拥有同样强烈的“中国”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也表达为对任何等级关系和习焉不察的偏见的批判态度。在他的身上，多重的认同本身构成了一种思想的和性格的特征，有时你似乎感到他正处于某种矛盾的情感和态度之中，但最终这些所谓的矛盾在他的身上是完全统一的。有一天，在我的房间里说到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及其危机的问题，他带来的一位藏族朋友说：我们说藏语或纳西语，但也说普通话，它们都是我们的语言。为什么现在不叫普通话而叫汉语呢？我有时想：真该让那些学了一大堆正确理论的人来听听一个少数民族的朋友是怎样看待普通话的。亮中对于NGO兴起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追问也值得所有参与这个运动的人关注，它们的意义也许会在未来的发展中成为影响深远的问题。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与会者兵分两组，一组远征梅里雪山，一组近访碧融峡谷。我抵御不了梅里雪山的诱惑，决定北上德钦。亮中委婉地告诉我，他的弟弟亮东已经准备了车来接我们去金沙江边他的车轴老家，他的父亲也期待着我们的到访。我很犹豫。也许同样受到某种文化气氛的影响，我一直对藏族文化有很深的好奇，很想深入藏区做点调查。亮中没有勉强我，但掩饰不住他的失望。他说：德钦沿线景色并不好看，生态状况比金沙江河谷差多了，我们那儿正是杜鹃盛开的时候。见我仍然固执己见，他又说：我们少数民族说话是算数的，言下之意是责怪我的失言和反悔。我答应亮中说：我一定会去金沙江河谷，访问他的家乡的。亮中没有再坚持，只是说：等我从德钦回来时，他会从家乡赶回来送我。
第二天的早晨，我们分乘两辆车往德钦方向驶去，临行前亮中来送我，特别带了一包红糖，让我在过白马茫雪山山口时吃一点，可以抵御高原反应。在行进途中，他又多次打电话嘱咐建忠照顾我，还让马骅从另一辆车上坐到我的旁边为我介绍沿途的情况。路过奔子栏时，马骅告诉我：德钦县城本来计划迁往这里，但如果虎跳峡建坝，奔子栏也在被淹之列。这个计划大概不能实施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虎跳峡水坝建设可能影响的范围。马骅一年半以前来到德钦，自愿在一个小学校里教书。我们原先见过一面，也是在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馆里，但当时人很多，我已经忘却了见面时的情景了。这一次见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他投身的事业，也因为他的样子与如今的城市青年很不一样了，他的内心世界像他的面孔一样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去年第九期《读书》的编辑手记中，我记述了我们之间的短暂的交往。那天晚上，我们在德钦县城中央的一个街心广场上相聚，许多当地人在那里弹琴跳舞，马骅神情怡然，舞步翩跹，让我不胜羡慕。夜色中，马骅告诉我，他不再陪我们去梅里雪山（卡瓦格博）的明永冰川了，他要连夜赶回村里的小学。那天路过白马茫雪山山口时，他曾向我描述藏民转山时的壮观景象，那语调中透出的神往永远地留在我的心里了——从我们在三联书店二楼咖啡馆见面到在云南藏区重逢，他已经走过了一条长长的隧道。
在德钦期间，亮中几乎每天与建忠通电话，询问情况。他一直担心那里的行车安全。抵达德钦的次日，我们前往明永冰川，从上午开始登山，一路行进，大约到一半路程时，准备的干粮就已经吃光了，我开始知道高原登山是如何地消耗体力了。前后大约四个小时，我们登至栈道的尽头，举目遥望深锁云雾之中的卡瓦格博，久久地等待她从云雾之中探出头来，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她的肩膀和自山顶而下的巨大的冰川。卡瓦格博峰高六千七百多米，并不是最高的雪山，却从未被征服，早些年中日登山队向山顶攀登时遭遇雪崩，造成了登山史上最为惨重的山难——所有的登山队员全军覆灭。在那之前，藏民们对于登山队不顾他们的劝告一定要登他们的神山深为不满，但在山难发生后，他们举行隆重的仪式，为牺牲者祷告。这个登山者的故事如今已经成为卡瓦格博神山的又一个传说和神话了，它以悲剧的形式诉说着当地人对自然圣境的敬畏。几年之后，登山队员的尸体随着融化的雪水被冲到冰川的下游，藏民们再次举行仪式，为他们做最后的送行。我们沿途所见，植物繁茂，山色俊美，但同行的藏族姑娘告诉我们：从去年到今年，短短一年间，这个冰川已经缩短了很长的距离。那天一路与活佛同行，在栈道的最高处，他告诉我怎样匍匐行礼，怎样念那几句最为基本的经文：哪嘛喇咭颂谛，嗓哜喇咭颂谛，伽喇咭颂谛，哽噔喇咭颂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