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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之子
作者：汪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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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德钦回到中甸的当天，亮中也从金沙江河谷的车轴赶到中甸来。那天晚上，马建忠、亮中带我到一个小酒吧里与当地几位藏族的年轻人聊天。他们正在几个藏族村子里进行保护生态和藏族文化的实验。他们没有经费，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试验，但还是动员了两三个村子的藏民，参加他们的实验。在这个以保护生态和文化为目的的实验中，他们特别提到了保护集体所有制的问题，因为市场化过程正在瓦解原有的社区生活方式，如果不能形成一种富于生机的社区纽带，任何保护生态和文化的宣称最终都没有基础。那天讨论完了之后，我又和亮中单独交换意见，他以一个人类学者的谨慎说：我们还得再观察才能知道实验的结果。
离开中甸的那天晚上，亮中在我的房间里聊了很久。我想到了马骅在奔子栏附近告诉我的有关虎跳峡水坝的事情，也特意问了亮中。他显然已经了解许多情况。第二天一早，亮中送我登上去机场的车，自己回江边老家了。过了没几天，他从中甸给我打电话，主要是谈虎跳峡水坝和发展主义的问题，问我有什么建议。就是在这次电话中，亮中告诉我马骅在前一天从德钦县城搭车返回明永村时随车落入汹涌的澜沧江，不见踪影。我刚刚从那里归来，很清楚从陡峭的山间落入即使在夏季也寒冷彻骨的江水中的结果是什么。在电话中，我们谈了关于马骅和他在德钦的生活，最后又回到了我们共同关心的虎跳峡问题上来。我问亮中在中甸能呆多久，他说也许还可以住几个星期；我建议他先安静下来，做些仔细的调查研究，包括多了解一些工程的情况。他特别说到金沙江河谷地带的居民对此的反应。我们都认为：生态和环保问题不能只是由住在城市的环保运动来倡导和推动，当地居民的声音是极为重要的。生态问题并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而且也是文化生态和社会权利的保障问题，这两个方面密切相关，它们共同地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提出质询。在中甸期间，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告知他所调查的情况。对于工程等等，当地有关部门当然不愿意亮中过多介入，他在电话中讲到了调查中面临的一些困难，但从未有过畏难的情绪。让他受鼓舞的是金沙江河谷的居民对于此事越来越关心，并积极地参与到反对运动之中。亮中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几个星期后，亮中从中甸回来了。他专程从城里跑到我的家中，详细地讲述了在金沙江一带了解到的有关虎跳峡水坝工程的情况。亮中知道我曾发表针对发展主义的批评意见，希望我能直接参与到他正在推动的反虎跳峡水坝的运动之中。结合在中甸、德钦所做的调查，我对亮中介绍的情况抱有同感，但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对于水坝建设更是外行，若没有调查研究，我除了表示原则上的支持之外，不能发表任何意见。许多年前，刘健芝、许宝强等朋友将《大坝经济学》一书译为中文，但一直找不到愿意出版此书的出版社，那时我正和他们合作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一套“另类视野”丛书，其中就有《发展的幻象》、《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等书。我将此书介绍给负责此套丛书的编辑，请他安排出版。没有想到，这些书在这次的运动中派上了用场：我将《大坝经济学》和《发展的幻象》等书介绍给亮中，建议他结合《大坝经济学》和虎跳峡水坝问题，为《读书》写一篇文章。《读书》杂志不是一般的大众媒体，不能直接地讨论虎跳峡问题，作为编辑，我所能做的也仅此而已。此后亮中一直在金沙江、怒江和北京之间奔走，许多更为实际和迫切的问题占据了他的时间，这篇文章一直没有写出，但他买了数十本《大坝经济学》分送给关心此事的朋友和金沙江的乡亲们。
从6月开始调查虎跳峡水坝问题起，亮中不断地征询我的意见，并没有要求我做什么。但我看得出他的期待和坚持。他一再地说：说是容易的，做就很难。这是他的真切体验。从江边回到北京后，他问我能否参加有关的讨论会，我答应了，却不知道自己能够说些什么。他的执着使我放不下。8月间，我决定重返云南，从丽江出发探访虎跳峡；由于正是雨季，虎跳峡沿线塌方严重，我和两位同伴不得不徒步穿越哈巴雪山进入中虎跳，再从中虎跳前往水坝选址之处的上虎跳，在最后的这段路程中，时时会有滚石落下，虎跳峡两侧不稳定的地质构造可见一斑。一路行进，一路调查，我们了解到许多情况。
在云南期间，亮中一直通过电话与我们保持联系，并特别热心地将他的弟弟和其他朋友介绍给初次入滇、他从未谋面的两位年轻人，其中一位就是首先对虎跳峡问题做出长篇报道的《东方早报》记者阳敏。我从云南归来后，发现亮中已经与绿家园、自然之友、绿色流域等环保组织取得联系，并在金沙江原住民、当地的环保运动和北京的绿色运动之间来往穿梭，建立了稳定的关系网络。比较他在中甸会议期间对于NGO的看法，在经过了一段实际的参与之后，似乎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社会运动包含了不同的取向，不同的可能性，不同的运作方式和目标，关键在于参与者对于自身所从事的运动的自觉程度。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因为亮中的缘故，我对于国内NGO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更为具体的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献身、忘我和脚踏实地的作风，让我很感佩，而这个运动的不同的构成、不同的取向、面临的困境和逐渐形成的新的力量，也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思考。在那段时间，每次见到亮中，他总是风尘仆仆，但情绪高昂，对于自己的乡亲和家乡充满了自豪感和深深的关怀。
8、9月间，亮中和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一道发起反对虎跳峡水电工程的倡议，我也因此卷入其中。在起草有关反对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水电工程的倡议书时，他花了极大的力气。因为是一个运动，参与者很多，势必会有不同的意见，亮中不断在其中协调。在一次会议上，我们最后做了分工，由亮中和我一起修改这份宣言。这份宣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亮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无人可以取代。那段时间，亮中常常打电话，写邮件，也许是全身心投入，他也常常为不同意见而烦恼。几经周折，宣言终于定稿，许多环保组织和知识界的朋友都签了名，虎跳峡问题终于在媒体中与公众见面（宣言全文刊登于《天涯》杂志2004年第6期——编者注）。
2004年10月27日至29日，“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亮中知道消息后就开始准备会议的论文；同时又动员金沙江畔的乡亲们到北京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运动中，亮中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他总是把当地百姓的声音、需要和参与放在首位，总是在问各种社会运动与民间之间的真正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确立。29号的下午，我从《读书》编辑部赶往会议所在的地方与亮中和阳敏见面，准备去看望从金沙江赶来的葛全孝大叔和参与此事的老乡们，但他们去天安门了。亮中、阳敏和我因此先在一个小饭店里匆匆吃点东西，交流一下情况，说到会议上葛大叔等众乡亲的据理力争，亮中满脸的兴奋和自豪——这是我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最为熟悉的亮中和他的状态。天黑以后，葛全孝大叔一行从城里回到五洲大酒店附近的一个小旅馆的地下室里，亮中和他们通了电话后，陪着我去那个地下室旅馆看望乡亲们。我们在那里谈了很久，也让我了解了更多的有关当地的各方面的情况、态度和可能的发展。那天晚上分别时，我们相约再联系—— 一旦卷入这个过程，你似乎就不可能离开了。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亮中却以如此短暂的速度走完了它，而将余下的路程留给了朋友们。
亮中过世后，曾有媒体要我评价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亮中，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亮中是一个严谨的人类学者，这是在我们的交往之中他给我的印象。作为外行，我不能对他的学术做过多的评价，在这方面，他的老师庄孔韶教授最有发言权。我对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不大了解，亮中自己大概也不大关心。亮中是一个人类学者，他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他、养他的金沙江和在那里世居生活的各族人民。他卷入反对虎跳峡大坝工程的运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在理论上对于发展主义是批判的，对于所谓全球化过程、特殊利益集团及某些政府部门的发展策略极为敏感，因为它们共同造成了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瓦解；一个是他对自己的家乡有极为深厚的感情，对金沙江流域的人与物有极为亲切的理解。在整个运动的过程中，亮中不是盲目的，不是仅仅出于道义的热情；作为一个学者，他勤奋思考，认真地研究情况，仔细地阅读有关大坝、生态和发展方面的著作、论文。正因为如此，亮中在卷入这个运动之时，并没有仅仅局限于金沙江问题，他后来对发展主义和其它地区的社会危机也投以极高的关心。说他是金沙江的守望者是确切的，但他的关心和守望的范围也并不限于自己的家乡。亮中身上感人至深的是他的质朴和源自这种质朴的行动能力，是一种把对家乡的热爱推广至更广阔的世界的情怀；这种对于更广阔的世界的关心不但植根于他对金沙江的爱恋，而且也使他的这种爱恋获得了更强的力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