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我们怎样叙述底层？
作者：刘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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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底层”正在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从知识界、文学界到大众媒体，都能听到这个很久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但除了“底层”所蕴含的诸如弱势群体、农民、下岗工人等特定的叙说对象，不同的文化人群面对这一概念时的认知角度似乎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眼里的底层，一般都与“三农”、国企改制、利益分层及体制弊端等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寄寓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焦虑；而人文学者、评论家和作家艺术家眼里的底层，则往往伴随着对社会公正、民主、自由、平等以及贫穷、苦难和人道主义等一系列历史美学难题的诉求。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底层问题在今天的浮出水面，实际上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作为一个文化命题，它也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继人文精神、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之后又一次合乎逻辑的理论演练和进一步聚焦。
然而，承认底层问题对激活知识界对于社会现况的关注热情的作用，并不能掩盖其中存在着的某些认识论误区。正如有人指出的，“底层”最初语出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它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而存在的”。而作为一个前社会主义概念，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叙述框架下，它始终同无产阶级、工农大众、阶级斗争以及共产主义革命相生相伴，植根于人类对不平等社会等级制度的颠覆和反抗冲动，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是尖锐对立的。很显然，作为底层主要叙述对象的工人和农民，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历史性概念。葛兰西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还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城乡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农业方面，保留着纯粹的封建经济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心理状态。现代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念在这里还没有广泛地为人们所了解，经济和政治设施还没有被看作是历史范畴(这些范畴有其初始阶段，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当它为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更高形式创造条件之后将会消失)，而被看作是自然的、永久的和不变的范畴。因此，农民的心理依旧像农奴的心理一样，在一定条件下会愤怒地起来反抗‘地主’，但不会把自己看作是集体（即私有者所理解的民族，无产者所理解的阶级）的一员，不会采取系统的和经常的行动来改变共同生活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这种情况直到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后，产业工人和贫苦农民成为了“先锋队”和“先进阶级”。
但在当下的叙说中，不少人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搁置了这一历史情境，将“底层”抽空、简化为古典人道主义或普遍主义的修辞，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被动的能指，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他者。正所谓“底层出场的同时，阶级退场了”，而且随之被 “阶层”、“弱势群体“、“困难人群” 和“地位”、“身份”等一些精心修饰过的词汇所替代。这固然同人们深陷于所谓历史终结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认知框架、失去了对人类生存多样化及其可能性的探求热情有关，但任何现实的必然性都不能取代历史的或然性，如果人们对世界进行描述与“合法化”求证的兴趣，完全代替了对存在进行不断去蔽和发现的努力，那么，任何一种思想行为就都难以避免地会蜕变为一场凌空蹈虚的话语游戏。
最近看到威廉·雷蒙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他通过对一些“关键词”的仔细梳理，解读出背后潜藏着充满歧义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潮流变，就颇能给人以启迪。陆建德在评述这本书时说：“如果人文学者只顾埋头‘穷尽学理’，对词语背后的政治学和利益懵然无知，那是很可悲的。”的确，任何概念在使意义得以豁显并出示新的标准的同时，往往又意味着某种独断式的简化和覆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识到，前面提及的那些中性的、刻意祛除了意识形态色彩和历史感的表述的广泛使用和默认，实际上是人们对现存秩序的无条件认可及任何怀疑企图的一种放弃。
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形正在成为习焉不察的事实。比如现在一些人谈论底层，不是注重于从相关历史缝隙中搜寻和打捞出那些被遗忘的思想碎片和面容，加以认真的辨别，并赋予其现实指涉的功能，或者即便描述历史，也只是停留于对其进行道德与政治的指控或滑稽戏仿，而作为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乃至政治的人同特定现实语境的复杂纠结和粘连，却被连根斩断了。
从文艺范畴来考察，这也许就是前些年李陀先生提出对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纯文学”观念给予重新反思的理由之一。作为中国新时期最早鼓吹“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李陀一改初衷地呼吁文学把目光从“纯文学”的狭小写字间，重新投向斑驳复杂的现实场景和社会进程，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为纯文学进行辩护，但辩护者将李陀对文学重新介入现实的吁求理解为只是关注底层、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或者只是“‘新左派’或‘新右派’们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话语权之争，担心文学成为“社会学的调查报告，新闻纪录片的解说词，直抒胸臆的杂感，网络发牢骚的帖子……”，从而对“文学性”构成损害。这种提醒也许是必要的，但其中显然存在着某种误读。以我的理解，所谓文学参与或介入现实，不能仅仅理解为将底层和现实题材作为叙述对象，而应该是指在叙述过程中，通过文学的方式体现出创作主体的思想投射和发现。正如吴旭东所说，“关于文学性的言说其实也脱离不开历史语境，离不开历史的大的语境对文学位置的制约。边界肯定不是惟一的，也不是确定的。不能把文学处理成内部自足的东西，它必须和外部进行对话”。可事实上在当代许多作品中，“人”常常被描述成在一种与外部世界不发生历史联系的情境下，受着欲望和日常生存层层羁绊的生物性符码，当“苦难”和“底层” 获得了某种具有普泛性的所谓纯文学品格，被抽象化或“内心化”之后，固然能够产生一种“恒定”的艺术价值，但这种现代主义的美学嗜好，对我们探究人与现实世界面临的复杂境遇及其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意义呢？
对此，蔡翔、薛毅等人关于底层以及“纯文学”的相关文章和对谈（参看《天涯》2004年第二期、第三期、2005年第一期），对其中的语义含混现象给予了具体的辨析。蔡翔坦言，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诸多叙述中，底层也许掺杂着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文化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互相缠绕的情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是一个被知识者叙述出来的“底层”，真实的底层仍然处于一种匿名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关于底层的叙说就显得游移不定、闪烁其辞。在文学研究和创作中，文学性也经常被解读为一种封闭，回避同其它社会话语发生对流和碰撞的固定模式。
在精英主义几乎一统天下的语境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或许难以产生自己的代言人，“被叙述”注定是它摆脱不掉的宿命。那么，真实的底层究竟在哪儿？如果知识精英不能改变雄踞话语中心和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陶醉在中产阶级文化编织的话语谱系中流连忘返，不能将所谓“对灵魂的忧虑”和“对世界的忧虑”置于同等视域，我们可能就不仅不能有效地走近底层，反而在理智和情感上与之南辕北辙，日益隔膜。
尽管如此，蔡翔在一篇发表于1995年的散文《底层》中的描述，仍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一概念的体认：
“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这里开始。我常常在午夜醒来，默默倾听我的少年时代从窗外悄悄走过。”“然而有一天，革命开始兑现它的承诺，我们搬进一个巨大的新村。我看见无数高楼林立，崭新的学校，崭新的商店，我们在崭新的马路上发疯似的追逐。在那一刻，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们真诚地唱着：社会主义好！”“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神话中走过，尽管我们贫穷，但是无怨无悔。许多年过去了，革命似乎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正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旧的生活秩序正在解体，新的经济秩序则迅即制造出它的上流社会。阶层分化的事实正在今天重演，权力大模大样地介入竞争，昨天的公子哥儿成了今天的大款大腕大爷，他们依靠各种权力背景疯狂地掠夺社会财富。权力和金钱可耻地结合。‘穷人’的概念再一次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