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小帝国写照
作者：杨 典
字体： 【大 中 小】
日本像一个唯美的凶手，在横扫东方时，自己也受到重创，并始终处于失血的苍白之中。二战的失败使他们必须变成工作狂，用美国式经济体系输血，以维持日本社会的生命和荣誉。血当然是可以转换的。中国式的血老了，那就换欧洲的，欧洲老了换美国的。就像将O型血输入A型血的病人一样，仍然可以活着，只是不知哪里总觉得有一种神秘的不舒服……
著名的“尊血主义”军国，变成了“输血主义”。
一切都要进口。外来语辞典居然和国语辞典一样厚。
谁都不去朝拜天皇，但又都不想正面承认：天皇是一个废帝。
七
日本不得不进入用技术指导思想的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化、冷战，以及泡沫经济，摧毁了昭和政治家们的理想。机器的密集使日本再也不可能诞生像谷崎润一郎或泉镜花这样的作家，也永远不能再像黑泽明在电影中那样，对古代武士的刀与现代工业的枪之间的矛盾，作如此深刻的反省与比较。我们在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这两种作家的作品身上看到的，也正是两种时代的日本背景：美与压力。
在东京时，我曾特别着急我再也看不到那个旧日的、朴素的日本。
一个身着歌舞伎戏服，站在新宿复杂的电线、广告牌和灯光下人流中的优伶，偶然闯入了我的眼中，使我若有所悟。他好像在等人，但通过他的装束和周围的高楼、大屏幕电视、电车等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以及他脸上的疲倦、无助，我越发意识到“用技术指导思想”为什么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大忌——因为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样：这叫“钢（刚）多气少”！
东京不是我心中的蓬莱、帝国或妻子的故乡。
体力工作的疲劳也不时让我沮丧。
接下来是一段完全机械化的生活。失望的黑暗一直延续到后来——我终于见到了镰仓，太平洋的日出和京都的光辉。
八
体力工作使我真正体验到了肉体的意义。纯肉体的疲劳是清晰的。其实，肉体的一切都是清晰的。相比之下，一种精神如果不付诸于行动，那么这种精神就反而没有意义，很模糊。
行动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宗教。
无论是抄袭文明，军国圣战还是经济激进，日本人的行动美都走在理论美之前。在原子弹留下的废墟上，一个外国人（无论他是否仇视日本）如果说完全不被它的行动主义和今天国家实力的奇迹感动，那是撒谎。日本人的勤劳、细腻、坚毅和形式主义唯美都是一流的。而且，那些曾体现在古代日本人如武田信玄、一休禅师或吉田松荫身上的优点，那些曾体现在太平洋战争或左翼学生运动中的勇气，照样体现在现代日本人普通的日常劳作里。
正是这种看似死板，好像茶道和相扑中的规则一样一丝不苟的精神，使他们挽救了一个战败国的元气和灾难。从军国怪兽到经济动物，日本的复苏有时似乎意味着：呆板、单纯和规矩，并非坏事。
用得好，照样是了不起的行动。
惟行动创造历史。
譬如我曾看见我所在公司的社长连夜一人睡在工具车里，甚或二十四小时循环工作（并非为钱，常常是习惯），我有所触动。这个大块头老板是一个说话稀里胡涂、但城府极深、而表面十分皮实的日本工人。二十多年的体力工作，每天的重机械搬运和擦洗大楼的高空作业，使他有了一副抗疲劳的身体。他看上去很粗，但在一次谈话后，却借给我一大堆书：《方丈记》、《讲孟齟记》、《联合赤军回想录》、《日本的右翼》等等……
我说：“社长也喜欢藏书？”
他回答道：“不，都是家传的。”
我渐渐明白了，梁启超与周作人当年为什么特别欣赏日本人的行动主义和唯美主义，渐渐明白了三岛由纪夫为什么要写《行动学入门》，1930年代中国为什么败得被占去一大半江山，孟子为什么比孔子更受日本人的关注，为什么只有谭嗣同、北一辉、希特勒、甘地、洛克菲勒、毛泽东、毕加索以至永山则夫或麻原彰晃这样的行动论者（无论善恶），才会让他们钦佩和震惊。
九
在治天下的问题上：儒家讲“兼济”，道家讲“怀柔”。
这也正是日本和中国的区别。日本人的行动是外向的，中国人的行动是内向的。然而西方人常常认为日本人很内向。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并非他们的行动内向，而是他们行动的表达方式内向——这就是“礼”的传统。但一个开始就十分有礼貌的日本人，也许会越来越让人不喜欢，或者费解。而一个开始不修边幅、吊儿郎当的中国人反而会越来越有魅力。“因为中国人重视内心生活，忽略外表形式。”辜鸿铭先生早就这样说过。中国人一旦与别人交流，则容易动情。而就算在日本人和日本人之间，也有一种微妙的“距离感”：他们永远是客气的，但一关系到利益和行动，则毫不留情。
在军事上的“先礼后兵”，也体现到商业和生活中。
剑道和相扑比赛前后礼节一大堆，但出手如电，迅猛无比，一招制敌。
日本人的快、美和忍（礼教的变形）三位一体，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谓的“美就是敏捷”异曲同工。《论语》所谓：“讷于言，敏于行”；“仁者必也勇”等等，也深融于他们的血液中。
这就导致了一种“虚礼”似的社会风气。
日语敬语是文法习惯，远不是道德。
一切礼仪都是为了最后采取绝对制胜的行动。
1998年晚秋，在镰仓的一家小杂货店里，我买到了一把作为纪念品的短刀。这是一把没有开刃的水磨怀刀（日语称“胁差”），即古代日人剖腹所用。这似乎又是一个工业退化时代“叶隐精神”的象征：某种含蓄的锋利。我甚至忽然明白了那个一直对我很好、有说有笑的社长为什么会突然将我解雇（根本不知道何时得罪了他！），而且他也不说任何理由。他深藏不露的世故：正是这种含蓄的锋利。
十
靖国神社的牌楼是巨大的，震撼人心的。
从神保町书街买完书后，可以沿着日本武道馆的方向步行走去。一路上经过许多等待看音乐会的年轻人、少女、痞子、公司职员和樱花树，我到的时候落日向西了，像一头光辉的红鹰，停在突然升起于大街上方的靖国神社牌楼上。庞大的“开”字形的牌楼向大地上投下更长更大的影子，像鹰爪般伸向整个大街，使人、车、树都显得小得可怜。
我感觉到：这是真正的帝国落日和帝国阴影的景色了。
这种肃杀的美，连天皇城的二重桥和广场也黯然失色。
这个让中国和亚洲国家特别敏感的神社，却也的确有一种帝国中心圣殿的神秘魅力。黑色的唐式建筑、幽暗的石灯、不可思议的寂静，空空荡荡的绿树林中一面太阳旗冷冷地飘着……使人不寒而栗。
靖国神社始建于明治四年（1869），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由各地小招魂社护灵的，在历代战争中阵亡的将士的牌位。明治七年，自明治天皇首次参拜后，靖国神社上升为中央招魂社。其牌位之多，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已经超过二百四十余万名。从江户幕府末年的殉国者算起的话就更多了。在外国人看来，他们都是天皇神权的“牺牲品”。正如群蚁对于蚁后，群蜂对于蜂后是牺牲品一样。日本和别的集权国家和神权国家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个人意志和个人崇拜。它实际上不存在类似墨索里尼、斯大林或霍梅尼这样的人物。上至总理首相，下到士兵草民，都围绕着一个虚构的圆心而行动，只不过有些人离这个圆心近一点，有些人远一点而已。
这个圆心就是被架空的天皇。
天皇是一个符号——就像樱花或太阳旗图案一样。说为天皇而战，和说为樱花而战没什么区别。日本古代成语云：“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指的就是这种奇特的象征主义精神。
由于天皇的重视，靖国神社的地位渐渐超过了伊势神宫（日本国家神道总院）。这似乎也意味着：一个政治神话取代传统神话的时代来临了。也正是靠着这一东方乌托邦的变形，日本发动了近代战争，又在战后资本主义的建设中，以惊人的、可以说是铁血教徒般的毅力，创造了奇迹。政治帝国、文化帝国和经济帝国，其实都在一种神道精神的不断行动（工作）中三位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