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印度的庶民研究

作者：陈燕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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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一切和印度学者的庶民研究有什么关系呢？古哈以及整个庶民研究群体不是什么共产党革命家，而是一群历史学家，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要在印度或任何其他地方发动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的野心，也许他们不过是随意拿来一个术语作为自己的标签罢了。但是和葛兰西不同，他们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有什么必要使用这样的隐语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他们为什么要使用“庶民”一词，而且是把它作为全部研究的这个范式性术语。古哈的《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一文是早期庶民研究的纲领。在古哈和庶民研究群体看来，印度的历史学研究长期以来被精英主义主宰着，包括英国殖民主义的精英主义和印度本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这种精英主义把印度民族及其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完全归结为形形色色精英的成就，完全抹杀了人民在建立和发展印度民族以及民族主义方面所作的不同于而且不依赖于精英统治者的贡献。庶民研究则反其道而行之，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其最基本的课题就是把被精英主义史学遗漏和抹杀的“人民的政治”揭示和呈现出来。古哈认为：“在整个殖民时期，印度政治存在着另一种与精英政治并行的领域，这个领域的主角不是本土社会的统治集团或殖民政府，而是由城乡广大的劳动者和中间阶层构成的庶民阶级和群体——简而言之，就是人民。”人民政治就是人民作为主体的政治领域和政治活动。古哈甚至认为这种人民的政治是一个“自治的”领域，即它既不是产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而存在。当然，这并不否认两种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重叠和互动。但是，当殖民主义入侵时，传统的精英政治土崩瓦解，而人民的政治却仍然继续发挥着有力的作用。由于历史的、语言的、种姓的和宗教的原因，印度社会的构成极其复杂，决不是所谓“农民问题”所能囊括的。然而，印度的底层社会群体，不论如何复杂多样，都是受剥削压迫的群体，全都抵制和反抗精英统治。正是这一点使得“庶民性”或“底层性”成为所有这些社会群体的共同特性，人民政治与精英政治截然不同的特征也正是这种“庶民性”或“底层性”。如果说葛兰西的庶民概念侧重于表示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中社会构成的多样性，那么古哈和庶民研究群体使用这个概念，除了表示印度社会构成的复杂多样以外，更强调的是“庶民性”或“底层性”作为所有下层社会群体的同一性，是“庶民性”或“底层性”这个特征把形形色色被剥削压迫的社会群体统一到“人民”这个范畴之中的。
　　将被掩盖的人民的政治揭示出来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美化这种政治，庶民研究并不回避底层人民的政治运动所具有的各种缺点和弊病，如宗派分裂和经济主义倾向等等。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到反帝反殖斗争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印度社会中底层政治与精英政治平行存在的状况就意味着“印度资产阶级作为民族代言人的失败”，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全体人民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然而，庶民研究，至少是早期的庶民研究，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来自底层的人民政治，就其本身而言还不足以将民族主义运动发展为成熟的民族解放斗争。其原因在于工人阶级，无论其作为社会存在的客观条件还是其阶级觉悟，都还不够成熟，没有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也没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因此，“它未能接过并完成资产阶级没有实现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农民暴动，其中有些规模巨大并带有反殖民统治的色彩，它们需要有一种能够提出政治纲领和斗争策略的领导力量，从而超越地方主义的狭隘性，上升为全国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印度底层的人民政治决定性地缺少这样一种能够承担起领导责任的社会力量，许多工人、农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的局部斗争或者陷入经济主义，或者流于宗派主义分裂状态。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革命”和“领导权”在庶民研究中是以缺席的形式存在着的。或者说“庶民”一词的选择和使用与葛兰西思想中的“革命”、“领导权”等概念保持着或隐或显的相关性。由于缺乏领导力量而未完成的民族革命是形成庶民研究规划的历史背景。古哈在《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一文的结尾处提出：“殖民地印度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印度民族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的历史性失败”，这里所谓失败是指，无论是印度的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都不足以领导整个民族取得反对殖民主义的决定性胜利，都不能领导整个民族完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管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十九世纪古典意义的革命，还是更为现代的由工人和农民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古哈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词表明，理解印度的“历史性失败”的参照坐标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不过，说这是庶民研究所要承担的任务则可，说它是“殖民地印度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必然会引起争议。主流的民族主义照例要请出甘地的神像及其非暴力主义不合作运动，但是真正使古哈和早期庶民研究发生转向的却是当时正如火如荼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少数者话语和文化多元主义等等。
　　对于庶民研究后期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古哈的《历史的细语》一文里窥见若干消息，这篇文章于1996年发表在由沙希德·阿明和查克拉巴蒂编辑的《庶民研究》第九辑。这时候古哈已经退休不再担任主编了。“细语”的对立面显然是所谓的“大叙事”。古哈在这里批评的是，现代历史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妨碍了我们聆听各种庶民的“细语”。国家主义，不论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要假设存在着一个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的矛盾就全都迎刃而解了，而掌握国家权力则被视为解决一切其他问题的关键。在各打五十大板之后，古哈重点分析了他认为“更难对付”的马克思主义。1946年至1951年，印度的特兰加纳地区发生过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二十年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桑德拉亚出版了《特兰加纳人民的斗争及其教训》一书。起义的目标当然是夺取国家政权，劳动人民与地主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不管在何为主要矛盾问题上有多少争议，都要通过国家权力这个首要目标来解决。古哈质疑道：“如果有人对这个惟一目标提出质疑，并且质疑这种单一斗争是否涵盖了特兰加纳运动的全部内容，那么一致性和中心的看法又会怎样呢？”一些积极参加运动的妇女确实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她们奋起反抗旧的剥削压迫制度，在这方面她们和男性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她们还要求兑现妇女解放的目标。让她们感到失望的是，反抗运动领导力量的男性权威与旧制度的男性权威没有什么差别。她们的要求是妇女必须成为解放运动的原动力，而不仅仅是受惠者。古哈遗憾地指出，无论在暴动期间还是后来著书立说的时候，桑德拉亚既没有意识到更没有改变他的男权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不管在其他方面如何革命或进步，始终把性别压迫视为次要矛盾。用一般的理论语言来讲，它把“不同的矛盾关系视为等级的关系”。这种反还原主义或化约主义的观点并不是古哈独创的，而是持续不断地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庶民研究前期与后期发生的两点变化。一、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由于缺乏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未能完成古典意义的资产阶级或“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本来被看作是印度民族的“历史性失败”；而在后期共产党的领导本身成为一种压制性力量。二、“庶民性”或“底层性”本来是作为形形色色被剥削压迫的社会群体的共同性和同一性提出来的，现在则转而表示不可替代且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古哈在《历史的细语》的结尾处说“不屈的庶民性一定要书写自己的历史的声音”，就是在多样性的意义上使用庶民性一词的，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明确地承认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斯皮瓦克曾经批评早期庶民研究的本质主义，批评他们把“庶民性”理解为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但她深知解构主义永无止境的消解能力，所以试图用“主体位置”、“主体效应”或“策略性本质主义”等方法来阻止“庶民性”概念一泻千里，目的是为了让庶民研究群体不要像西方后结构主义者那样满足于虚无主义的解构快感，继续坚持把“庶民当作历史的主体”。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发生的变化似乎要更深刻一些，不是用阅读技巧和理论方法所能够影响的。在轰轰烈烈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表象的下面是全球革命力量的战略性消退。当资本的帝国以前所未有的蛮横姿态向全世界的“庶民”发号施令的时候，用“历史的细语”之类政治正确性自我安慰是无济于事的。庶民研究真正的核心问题也许恰恰是正视远远超出印度或南亚社会的“历史性失败”。
　　
　　陈燕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文化多元主义的反思》、《从种族到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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