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印度的庶民研究

作者：陈燕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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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批优秀的印度学者，古哈、查特基、查克拉巴蒂、沙希德·阿明、潘迪等，开始从事一项耐心的艰苦的、没有希望暴得大名的工作，这就是关于南亚社会的庶民研究，旨在探讨有关庶民状况的所有方面，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到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出版了十册专辑。至少在中国，和大名鼎鼎且同为印度人的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或霍米·巴巴相比较，知道上述诸人的名字及其工作的人要少得多。然而，如果我们的兴趣不局限于那些深奥晦涩的文化理论，如果我们对印度以及南亚社会的兴趣不局限于圣雄甘地、尼赫鲁或者是新近开发的核武器，那么这十册《庶民研究》将能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东西，尤其是关于南亚社会底层民众的历史、文化、生存状况和反抗斗争。
　　所谓“庶民”是英语词汇subaltern的中文翻译，也有译作“属下”、“下层”或“底层”的，总之都不是十分理想。作为一个理论术语，它直接来自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但葛兰西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理论界定，而只是在《意大利历史笔记》一节里提出纲领性的六点规划：“一、在经济生产领域的发展和变化的作用下，庶民社会集团的客观形成；它们在数量上的扩散及其与早已存在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渊源关系，它们在一段时期内保存着这些集团的心态、意识形态和目标；二、它们积极或消极地加入统治政治阶层，为了坚持自己的要求而试图影响这些阶层的纲领，它们所作的这些努力在分化、改造和新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三、旨在保住庶民集团的首肯并维持对它们的控制的统治集团的新政党的诞生；四、为了坚持对部分有限地位的要求，庶民集团自身所造就的阶层；五、那些维护庶民集团自治权（在旧体系内部）的新阶层；六、那些维护整体自治等等的阶层。”从这个过分简要的提纲里似乎看不出有什么深刻的理论内涵，尤其是没有解释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生僻的词。古哈在《庶民研究》第一辑的序言里也仅仅表示，用这个词来“指称南亚社会中被宰制的或处于从属地位的下层，不论是以阶级、种姓、年龄、性别和职位的意义表现的，还是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表现的”。在另一个地方他甚至把“庶民”看作是“人民”的同义词。在这里，与“庶民”处于直接对立地位的是官方和非官方的“精英”。这样看来，“庶民研究”倒是和中国人近年来关注“弱势群体”的呼吁有些相似之处。但是这样的理解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所以有必要对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做一点说明。
　　首先，葛兰西提出的庶民研究的六点规划不是一种静态的社会分析，而是来自于并且着眼于当时意大利的政治斗争实践。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很多人都忘记了或者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事实：葛兰西不是一个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甚至也不是一个学院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是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而进行理论思考的。对于理解葛兰西的合适的参照性人物，与其说是詹姆森、伊格尔顿这样的著名学者，不如说是列宁、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让我们以葛兰西最有影响的理论概念hegemony为例，这个词被译作“霸权”甚至“文化霸权”而广为人知。但是对于葛兰西来说，hegemony首要的意义是，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在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确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领导权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特殊的内涵在于区别于“统治”的“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使就其文化的意义而言，葛兰西也从来没有在某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权力关系中批判文化霸权。雷蒙·威廉斯正确地注意到领导权是一个动态较量过程，是在不同的力量对比和斗争条件下发生转移的过程。例如，文化领导权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还是无产阶级手里，这要取决于两个阶级在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其他地方的革命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斗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1930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的情况时曾经说过：“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力量。佩里·安德森认为葛兰西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一个例外，因为他像考茨基、卢森堡、列宁和毛泽东一样提供了一种“政治策略性的分析”(安德森：《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视界》，第4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95页)。更为准确的理解应当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挪用了葛兰西，但他本人不属于这个传统；葛兰西不是“像”列宁、毛泽东等人，而是和他们属于同一个传统。
　　其次，我们不能忘记，葛兰西是在墨索里尼的监狱里写作的，因此《狱中札记》使用了许多在正常条件下不会也不必使用的“隐语”，“庶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葛兰西在制订那个看似非常抽象的庶民研究规划时，脑子里非常具体地考虑的是意大利革命中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南方问题”。这个问题同样是列宁、毛泽东这些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斗争环境中必须创造性地解决的实践/理论问题。也就是说，问题在于世界各国的革命者都不得不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什么东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特点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历史的长期趋势，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证明，现代世界确实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这是一个仍在进行中的远远没有完成的过程。但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具体的现实的革命斗争中却不能这样“简单化”地看问题，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革命仅仅涉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不难想象，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发生在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英国无产阶级也必须面对性别问题、种族问题或爱尔兰问题之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阶级矛盾的问题。更何况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在这里社会构成决不是那么明确清晰的，而革命政党面对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问题就更不“简单”了。这就是葛兰西为什么会把俄国十月革命称为“反《资本论》的革命”，任何了解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人都知道，这样的革命决不是个别现象。中国革命是经历了几次灭顶之灾以后才克服了“简单化”的教条主义，最终承认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弱小的工人阶级不足以构成革命政党的社会基础，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意大利，是恩格斯所说的“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但它是被后来居上者甩掉几百年后，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又重新成为后来居上者的，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比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严重得多，突出表现为北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及其“先进的”工人阶级和“落后的”南方及其农民问题。葛兰西被捕后，在他的寓所里发现了一篇未完成的文章：《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在这篇文章中葛兰西提出以下几个重要观点：一、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建立和领导一个“能动员劳动群众大多数去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联盟”；二、这个联盟的实质在于“无产阶级在意大利现存的实际阶级关系中要成功地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三、意大利共产党必须把“南方问题”确定为“革命无产阶级全国政策基本问题之一”；四、意大利的农民问题是由历史决定的，它不是“一般的农民和土地问题”，由于特殊的历史传统，意大利农民问题有“南方问题和教廷问题这两种典型的特殊形式”。葛兰西认为，为了争取农民群众大多数，无产阶级就必须把这两个问题看作是自己的问题，使它们成为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意大利无产阶级不仅要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无产阶级即“北方群众”中广泛传播着这样一种歧视性的思想：“南方是锁链，它阻挠着意大利的社会发展，使它不能获得更快的进步；南方人从生物学上看，生来就注定是劣等人，半野蛮人或纯野蛮人；南方落后，错误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或任何其他历史原因，而在于使南方人懒惰、低能、犯罪和野蛮的自然环境。”(《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228－230页)由于葛兰西被捕前正在写这篇文章并因被捕而中断了写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与《狱中札记》的相关部分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连续性，而且“庶民”一词就是用来表示“南方问题”或农民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中的其他社会群体的“隐语”。弄清楚这一点也许比寻求“庶民”一词最好的中文译法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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