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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富法（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作者：聂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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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亦峰公，是乐山公的玄孙，考中咸丰癸丑年的翰林后，历任广东石城新会的知县、高州府的知府及奏奖道员。居官廉洁，尽心民事，造福地方，对于当时所发生的械斗巨案，宽厚地处理，保全了很多生命，积德甚厚。民间还特别建立了生祠来纪念他，可见其受人尊敬的程度。
我私下常想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的涵义。乐山公的子、孙、曾、玄四代都发了科第做官，到了第五代的亦峰公，仍然能够积极地行善积德，发扬祖先的遗德；到了我的父亲中丞公，更为贵显；本人则忝为第七代，仍然承受着乐山公的余荫遗泽。所以说乐山公的厚德，实在是已经超过孟子所说的五代了。探讨其原因，乐山公的医术高明能救活病人，已经是不容易了；而又能够轻财仗义，诚心济人，则更是难上加难了。我们所见到各地的许多名医，靠行医而积了不少财，甚至千万、亿万财富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财富能够传到第三代的却是很少。偶然有例外，也必然是医术精而且又好行善布施的医生。我真希望能够多几位像这样行善救人的医师应世，这才是社会之福啊！近来生活较艰苦，医药又昂贵，贫病的人多无力就医服药，这正是医药界发心行善的最好时机了！所以特别在此敬述乐山公行医济人的旧事，希望能提供给医药界的大德们，作为行医济人的参考。
现在我还要再做一些分析与补充。乐山公的医术高明，活人甚多，但是药店被窃，便得要抵押房屋还债，因此可知他的经济情况的确不佳。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儿子做县长返乡归来，在大雪夜中，仍是穿着木屐步行外出赴诊。我们就可知道，乐山公到了老年仍然是那么清贫！《大学》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医师、药店都是发财的行业，但是若对贫困的患者义诊、赠药，则不会发财了。乐山公虽然不能够发财，却竟能够发身，获得当时社会大众的一致推崇，可说是德誉盛于当时，名声传于后世了（乐山公善心的事迹，刊载于陕西的《镇安县志》和《湖南衡州府志》及《衡山县志》等文献中）。子孙连续五六代都发了科第，而且贵盛，也符合了“以财发身”这句话了。乐山公和他的儿子都很清贫，孙子肇奎，也就是我的太高祖，虽然做教官，掌理书院，门生很多，也是很清贫。伯曾祖点中翰林的时候，捷报由京城传到家中，高祖母康太夫人手里正抱着第七个儿子喂奶，就立刻亲自下厨房做饭款待报捷的人。由此可知家中清寒的程度了！曾祖父曾担任京官，死后没有任何的遗产，因此我祖父亦峰公，从小就孤苦而贫穷，在山斋里读书的时候，必须自己煮饭吃。四十二岁的时候，才进入了翰林院。以后在广东省担任县长的十多年，为官廉洁自持，又常常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种的善事，例如育婴堂、种牛痘、修路、造桥、购义地、埋露棺等，去世后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时候，就必须仰赖外出工作的薪资来供给家用。
我的母亲为曾文正公的幺女（曾文正公就是清朝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先生），文正公的家规规定，凡是嫁女儿娶媳妇，花费限用在二百金以内。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妇逝世后的数年，有奁金三千。也移拨出来，供作家用及代赔垫祖母被某钱号倒掉的款子，以致于个人的积蓄都空了。离开湖南老家，要往东行时，祖母只能给路费银钱六百两，此外则是一无所有了。我母亲中年时，每次谈到当时艰苦的情况，常常是泪随声下；自己身为王侯将相之女，嫁给了数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困窘。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令人相信啊！
虽然是数代的清贫，而却换得了后代子孙的发达。与那些多留财产以害子孙，助长子孙的骄奢淫逸，使得子孙陷于堕落的，两者相互比较，实在是有天壤之别。曾文正公曾称自己所居住的房子为“求阙斋”，并且还写了篇文章记述。他的用意即是在持满戒溢，居安思危。因为这个世间，并无十全十美的事物，“丰于此者，必缺于彼”。所以若想得到精神上圆满，最好先在物质上要常有些欠缺。所谓精神上圆满的意思，是指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睦，子孙贤达有智慧，并享有天伦之乐，道义之乐等。物质者，是指衣服饮食、车马宫室，乃至官阶财富，一切的享用等。曾文正公常用这个道理来教家人，说家计不宜宽裕，这个与常人的见解恰恰是相反的。文正公又常说：古人有“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话，这乃是智者的境界。因为花全开了，则表示快将凋谢了；月已圆时，转瞬间，即要缺了。所谓“盛极必衰，乐极生悲”，这岂是古人喜欢说这些众人听起来不悦耳的话，实在是这些话都是真理。而且自古到今，从社会现象中去观察，这句话没有错，而且是历历不爽啊！
书后
近来社会的奢侈风气非常的盛，这种奢靡之风，对政治会有极为不良的影响。关于这种道理，明朝的大学问家顾亭林先生早已见到，并曾作有专文，引证许多历史事实。现在谨抄录这些事实如后，提供给研究政治的人参考。国家社会的风气若是奢靡，为政的人，应以崇尚俭朴来转移风气。而《礼记》上说：“君子的行为，即是宰相推行治世的标准。”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事，也可以影响国家的政治。顾亭林先生更明白地指出说：“天下安危，匹夫之贱，与有责任。”也就是这个意思。
东汉时，汝南郡的许劭，担任郡里的地方官；而与他同郡的袁绍，车马随从非常的多。但是每当袁绍走到郡的边界时，都把随行的人马屏去，自己单单驾着一辆车回家。并且说：“我的随从车驾，岂可让许劭先生看到！”（袁绍为一代的英雄豪杰，曾经举兵讨伐曹操，然而却对一郡的小官许劭，如此的敬畏）
晋朝的蔡充，为人好学且有名声。当时的高平人刘整，车驾衣着都是非常的奢侈华丽。但是刘整曾经对人说：“我虽然有喜好穿着华丽衣着的坏习惯，可是每当我碰到蔡充见面同座以后，我的心整天就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实在是庸俗不堪啊！”
北齐人李德林，父亲去世了，就徒步带着父亲的棺木灵柩，返归博陵老家安葬，葬礼很简单。他的明友崔谌前往吊祭，随从的人马有数十人之多。崔谌为了尊敬李德林的俭朴精神，沿途不断地减少随从的人数。到了李家门前，只剩了五名随从。并且说：“我不能让我的朋友李兄，误会我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人。”
李僧伽隐居在山中的时候，朝廷下令征召他出来做官，李僧伽推辞不愿前往就任。尚书袁叔德前往拜访李僧伽，也是沿途减少随行的仆从，并且说：“拜访像李先生这样高明淡泊的贤士，会令我羞于见到自己所拥有华丽的车驾与官服呀！”
唐朝的大历年间，皇帝下诏发布杨绾为宰相。杨绾为官廉明方正，而生活非常的俭朴。当时的御史中丞崔宽，非常富有，家中花园里的楼台亭榭当时可称为天下第一。但是当他听到杨绾当上了宰相的消息，当天就默默地自行撤毁了花园中的楼台亭阁。而郭子仪听到杨绾就任宰相的消息，也将自己家里的乐伎裁减了五分之四。须知郭子仪军功甚大，曾经立下了收复两个京师的大功劳，并封为汾阳王，威势权力可称震惊当世，然而对一个崇尚廉洁俭朴的宰相，却是如此的敬畏。可惜今天再也看不到杨绾，也没有崔宽与郭子仪这类的人物了。
李师古拥兵自重，相当的跋扈，常常抗拒朝廷的命令，但却对宰相黄裳有所畏惧。李师古曾经命令自己一个干练的亲信，带着数千两黄金，赴黄家送礼想攀些交情。这位亲信到达黄家门前，正巧碰见一个轿子自宰相府里面出来，轿旁只有两个婢女徒步随行，衣着甚是简陋，并称轿内坐的是宰相夫人。这位亲信非常的机警，当下就明白宰相清廉俭朴的作风，不敢贸然地进入宰相府送礼。就带回礼金，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详细地报告李师古。李师古因此更加地敬畏黄裳，并且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叛意，终身服从朝廷的命令，再也不敢有所违背了。
从上面的实例来看，由道德学问俱佳的人担任地方官吏，可以使地方获福；而中央的官吏清廉正直，则会使全国都得到利益。所以崇尚清廉俭朴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实在是非常的密切！古人说：“惟俭可以养廉。”而它的相反，是奢侈则不能不贪污，贪污的结果，必然会使得社会天下大乱。《大学》上也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是经济学的定律，也像数学上的公式，是不能改变的。今天的社会风气糜烂，竞相崇洋，衣履服饰，饮食享用，无不是穷奢极侈，风气影响所及，政治哪有不乱的道理呢？（若是论到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就好比是瘟疫，细菌毒素就是从这些地方发出来的。为政者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
个人以为我国本为崇尚俭朴的民族，善良的古风，亟应保存。部分邪恶的欧美文明，则应是选择取舍，不可照单全收。可能有人会说我开倒车，但是遇到道路不能通行时，前进即有危险，这时只能速开倒车，以保住性命，这又有何不可呢？希望当世的贤达，不吝指教。
[资料提供者附言]聂云台居士是曾国藩的外孙，一生亲眼目睹诸多显赫世家的兴衰沉浮。抗战期间，上海社会崇尚华丽，奢侈成风。聂云台老居士有感而作，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融合历史的经验教训，于1942、1943年间撰成《保富法》，一时传为佳话。
资料提供者：李小平，大学教师，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