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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传统：从保守主义的视角看
作者：刘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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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人们已习以为常把（广义的）基督教看作是个人自由和宪政民主的重大有利条件，公认基督教对民主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有人甚至认为它是民主化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然而，基督教在历史上并不天然就是自由的民主的宗教，它同样为无数专制的君王提供过合法性的支援。“君权神授”曾是许多欧洲君主实行专制的主要正当性依据。曾几何时，欧洲大陆的专制君主，多是罗马教廷加冕的。在欧洲的中世纪，当人们不折不扣地信仰基督教义的时候，就出现了宗教裁判所，有了烧死异教徒和女巫的无数个案。十字军战争纯粹也是以基督为名义发动的战争。
新教被认为是基督教中最亲和自由民主的教派，可是，即使像德国这样的典型新教国家，也只是到二十世纪中叶才在外力之下实现了民主化。德国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了魏玛共和国，这一短命政体仍由外力催生的，是德国人自己扼死的。
不论政体的性质发生了多么实质性的变化，基督教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的国教，从君主专制到代议民主，基督教都是其合法性的价值源泉。专制与自由都从基督教中找到了充足的理由。难道基督教是两面派吗？不是。是基督教发生演化。基督教传统成功地从一个为压制自由提供思想武装的传统通过选择性的演化，通过对其中的自由因子的强化和放大，变成了支撑自由世界的重要柱础。这对于我们如何对待如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基督教传统对西方的自由传统的贡献证明，本土的自由首先根植于传统，甚至可以根植于一种非自由主义的传统。一个自由社会的建设，不能通过彻底毁弃本土传统已有的自由成分来实现。自由的成长没有时态之分，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时态上都不是自由生长的障碍，自由是一颗最顽强的种子，任何时候都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基督教传统的这个个案，我觉得对我们反思中国传统也有很大的帮助。不论儒家在历史上给皇权、给专制提供了多少依据，通过演化，它会像基督教一样，有可能变成另外一样东西。关键问题是它怎么演化。常有人反问，保守主义在中国谈保守自由，谈保守自由的传统，但是中国没有自由，也没有自由的传统。保守主义要保守的东西在中国不存在，岂不是空谈保守？我不是这样看的。正像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来的，在中国已经有了，中国已经分享了人类自由的大传统，已经开始分享了这种传统，只是这个自由大传统在中国还很弱小，还没有结出制度的果实，而且在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演化出自由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有了自由，哪怕是一点点，人们很快就会把这种自由转化为传统。
不能因为中国的传统中自由太少，就企图铲除它。不能因为要保守传统就避讳儒家与专制的关联；不能因为传统有些许自由因子，就指望这样的传统能提供构建自由社会从制度到观念所需要的一切，就有必要复古。从基督教传统的演进来看，中国传统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似乎不那么重要。在充分承认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与自由社会的政治价值系统之间有根本性差异的前提下，把关注的重心由从中国过去的传统有什么否定自由拥护专制的东西，转向如何对传统进行选择性转化，就像对待基督教那样，去厘清该抛弃什么，继承什么，弱化缩小什么，强化什么。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传统都是高度选择性的，因而是演化的。基督教中亲和专制的东西，显然在后来的演化中被淘汰掉了，这样的事情有可能而且应该发生在中国传统的身上。
传统的演化是无数人有意或无意努力的结果。这种演化不是靠个别人的努力就能完成的，不论这样的人权力有多强、学问有多大、思想有多深。尽管在传统的演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作用有大小之分，但是没有人有能力设计一个文化传统改造方案，提供一个药方，大家按照这个药方抓药就能够使中国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我认为，就像西方，就像欧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到中世纪时的基督教独霸天下的时代一样，在今天的中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到把中国固有传统完全封闭起来再加以供奉的时代。
不论儒家在历史上给皇权、给专制提供了多少依据，通过演化，它会像基督教一样，有可能变成另外一样东西。中国的传统已经为专制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尚未给自由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但是，演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是我们能从中国的传统中发掘出多少自由的因子，给中国的传统注入多少自由的因子。
自由生成传统
有一种批评保守主义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保守主义主张保守既得利益，那么它是狭隘的；如果中国的保守主义要保守现状，那么它阻碍改革便是有害的；如果中国的保守主义在口头上说要保守自由，实际上要保持现状维护有权有势者的既得利益，那么它是虚伪的；如果保守主义要保守自由或自由的传统，那么，中国和英国不一样，这些东西还没有出现，因而在中国主张保守主义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有害的。其结论是，保守主义在中国无论如何不合时宜。
的确，对保守主义一个很重大的误解就是把保守主义与保守既得利益混为一谈。很多人都想当然地把保守主义者看成是权贵者自身或是权贵者的代言人，把保守主义看成是反映极少数权势者的价值主张。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在美国，大多数支持保守主义的人，都是穷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穷人，他们没有多少既得利益。保守主义甚至不利于他们所享受到的福利。如果保守主义仅仅反映少数有钱有势者的主张和要求，那么，代表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根本没有任何在大选中获胜的机会。长期以来，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州长的选举中连续取得压倒民主党的优势，可见在美国保守主义在民间大有人在，这种现象绝非用“保守主义只反映极少数权势者的利益”所能解释的。这同时也戳穿了一个神话：发达国家不需要保守主义，需要自由左派。保守主义对于不论是需要捍卫新生的个人自由的地方，还是个人自由已经牢牢扎根的地方，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中国，保守主义正是由要改变现状的、无权无势的人提出来的。在中国倡导保守主义的人士既非既得利益者，也非有钱有势者，他们是一群在中国致力于创发自由、保守自由的无权无势者。他们之所以主张保守主义，绝非是因为他们要捍卫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或保持现状，而是因为他们渴望得到和保守自由。所以，不论在何地，保守主义者都不是那些从现行政治制度安排中受益并自觉不自觉为之辩护的人。在保守主义看来，只有良善的政治制度才是值得保守的政治制度。
在批评保守主义的人看来，信奉保守主义与否是利益问题，而在保守主义看来，信奉保守主义是能否把良心与智慧统合起来的问题。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温斯顿·邱吉尔曾经说过，小于三十岁的人如果不是自由主义者，那他是没有良心；大于三十的人如果不是保守主义者，那他是没有脑子。所以，信不信保守主义不是利益的问题，而是对如何追求所向往的价值的深思熟虑的结果。的确，在现实中，任何一种观点总会使一些人受益，同时可能会损害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保守主义也是如此。它有利于那些在培育和保守自由中受益的人，不利于那些不喜欢个人自由的人。有人得到了自由，就意味着不自由状态下的某种利益格局被打破，就意味着这种格局中的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受损。保守主义者如果有什么既得利益的话，那就是自由，和守护自由的传统（包括人文礼俗传统和制度传统）。保守主义者的癖好是有了自由就有收藏、保守，并随时加以扩展，以争取更大的自由，他们不仅关注自身的自由，也关注那些即使是不认同保守主义的人也能享受到更大程度的自由。自由是所有人的既得利益。如果保守主义要保守什么既得利益的话，这就是最值得保守的最大既得利益，也是全人类的最大的共同利益。如果这些东西非常值得保守的话，那么保守主义在中国已经来得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