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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在神话与政治之间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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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合理化的或理性化的世界已经不能容许僧侣的学徒在知识领域存身。现代社会对这类僧侣的后裔或巫师的学徒有了一种“总的赎买”：那就是把巫师的学徒变成人文学科的一个个分支的专家。有关灵魂的知识变成了有关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的知识，有关宗教的知识变成了有关文化人类学或者美学领域的知识。他们被分门别类和划分等级，并且领取学科制度所给予的酬劳。但已经没有人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灵魂的拯救。他们在现代社会存在的理由似乎只是“为往圣继绝学”而已。
从历史的角度看，正是启蒙思想的知识话语引发了这一知识或文化领域的变迁过程。启蒙思想把“为天地立心”或代神灵传言变成了独立的个体“我思”。也许可以认为，正是代神灵言述的制度化的崩溃解体，引发了启蒙知识的产生与传播。启蒙思想者的知识剥夺了僧侣或教士阶层的知识的合法性，祛除了僧侣阶层知识的神秘性和魔力。僧侣阶层的知识，其知识权力和知识的伦理功能是靠人们的信仰来维持的，当人们普遍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并依赖逻辑与经验进行论证时，这种知识和对这种知识阶级的信仰就被破除了。如果说僧侣阶层的知识来自神灵的启示，僧侣阶级的知识是先知与神灵之间的秘密的、神圣而永恒的立约，那么理性知识系统则是人与人之间的、论争和修改着的临时契约。僧侣阶级的知识并不是要把普通信众变成知识大众，而是维持着“教士”与普通信徒的绝对差别。接受僧侣阶级的知识是要把它变成神秘的信仰，不是掌握这种知识，而是对它的魔力表示膜拜。
启蒙思想者在对普通民众进行启蒙的时候，仍然是“教士思想家”（齐格蒙·鲍曼）类型的。但启蒙思想家的知识却是人人都能够理解的。这种知识本身是一些常识，通过教育和学习每个人都可以掌握。通常所谓的科学知识可能是有难度的，却不再是神秘的，是有力量却不是有魔力的东西。启蒙思想对现代世界的进程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作为知识者个人而言，因为他们的知识而受到社会尊重的程度却大大降低了（当然，技术知识人从社会那里拿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的声望和权力远不如他们的僧侣和巫师前辈。僧侣阶级因为受到人们的尊重而获得财富（尽管这些财富使他们堕落并且声名狼藉），技术知识人可能会因为获得大量财富而受人尊重。现代知识者发现，他们对知识进行生产、传播的结果，是自身社会地位和类似于“教士”身份的丧失，是声望和权力的减少。他们未能继承其先辈通过知识获得的魔力。这正是启蒙思想的逻辑中所蕴涵着的历史结果：破除人们对“教士”的知识的迷信，也就祛除了知识和知识者的魔力。他们不过是一个程序化运转的社会机器或某个机构的雇员而已。而且他们得到雇佣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少。现代世界正在或已经按照他们的某种知识模式建造起来，然而他们却不怎么喜欢这个世界。那些从这个新的约定、契约或合同中最大的获利者是经济人、商业人而不是知识者。与启蒙思想或现代性的原初设想有着巨大差异的是，现代性的实际进程把启蒙思想所推重的个体自律和自由民主变成了一种工具理性，并且事实上“全面从属”或“附属于工业和商品生产的工具理性的功能性必备条件”（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第256页，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在二十世纪的条件下，不满这个世界的知识人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躲进一个秘传知识的象牙塔，一个是选择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启蒙知识者把其先辈的关于存在的知识、关于死亡、复活和灵魂拯救的神秘知识破除了，他们的思想从关于存在问题的层面转向了社会制度层面。把神学问题世俗化，把道德问题变成一个经济学问题，把天国问题变成现实问题。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都是从存在论问题转向了制度化问题。宗教和哲学的存在论问题变成了虚幻的观念或“意识形态”，真实的问题是社会制度层面的法学和经济学等问题。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做的选择是极其不同的，但它们都是把神学问题世俗化的不同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启蒙思想的一个结果或变种。在这个历史时期内，甚至文学和诗歌也从属于这样的世俗问题或制度性问题，文学与诗歌也从对存在的关心，对罪恶、死亡和灵魂拯救的关切，转向了对制度性问题和制度性冲突的关切。罪恶、苦难等不再是宗教和道德问题，而是表现为制度性问题。同人类早期探讨和沉思存在、死亡和复活的伟大诗歌文本即我们所说的经典一样，对制度性问题和制度化冲突的探索与描述，也产生了伟大的文本，那就是辉煌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在实现启蒙思想对人类社会的重新规划的历史过程中，知识者或知识者阶层同他的先辈一样获得了荣誉、权威和尊严。他们都激发了社会对他们在道义上的景仰。僧侣和祭司阶级靠着他们的伟大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和禁欲主义的道德传统，靠着他们的隐忍和常人难以坚持的精神和日常生活的苦修，靠着古代的为宗教而献身和殉难的圣徒谱系，甚至因为早期的教徒所遭受的迫害，而赢得了道德权威、荣誉和道义上的资本。这种道德资本最终使他们赢得了控制整个社会的权力。也许可以说，与其说是僧侣阶级的知识使他们获得了权威和权力，不如说是其美德和美德的不断蒙难使其最终赢得了权力。因此，启蒙不仅是揭示了神学知识的虚幻性，也主要揭示了教会和教士阶级的道德虚伪和道义上的各种恶行。这个阶级不仅是在丧失其知识合法性，也是在丧失其全部的道德目的时，彻底丧失了统治权。
在反抗这种神学的道德权威的过程中，启蒙思想者付出了几乎是同样的代价，因而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尽管启蒙思想者不必忍受禁欲主义的苦修，但早期的先觉者所遭遇的迫害，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的作用，和他们的后来者所进行的卓绝的工作，最终确立了理性的荣耀和尊严。不同于僧侣知识和权力形式的是，启蒙思想者所最终确立的权威，是理性本身的权威，而不是曾经为这种理念而奋斗的个人。权力的基础建立在理性的公约之上，而不是个人的道德和对个别人的道德人格的迷信与膜拜之上。
选择了社会革命的启蒙者虽然运用了理性的力量，但也更多地利用了传统的把知识变成道德、进而变成人民的信仰的古老形式。暴力革命的启蒙者就是用暴力来缩短理性自身的缓慢的启蒙过程。暴力革命只是他们的知识形式的一种延伸，是历史唯物论知识变成绝对真理并进而变成普遍现实的时刻。同传统社会的祭祀阶级，或同他的直系前辈启蒙思想家一样，社会革命者所从事的事业仍然应当被视为一项知识事业。当然，它不只满足于知识的传播，而是执着于知识的社会实践。这样，一个知识集体就成为一种政治武装组织的核心。在使用暴力革命实现社会制度变革的国度里，传统上臭名昭著的恶政使它的反抗者获得了道义上的绝对权威。苦难的水深火热引发了信仰上的狂热，而信仰的广为传布预示着胜利。反抗者往往把旧政权的全部权威通过革命转账到自己的名分之下。革命者像早期的教徒那样所遭受的一切迫害、一切的流血牺牲、一切的流放、酷刑、囚禁，都为革命者赢得了充足的道德资本。这笔巨大丰厚的道德资本记在了人民的信誉的银行。在人民的信誉那里，革命者从中获得了未来世界的授权。人民对胜利者的欢呼、夹道欢迎就是最早的对革命者进行授权的仪式。这个新权力不是通过法律和政治的方式获得政权的，当然也就不需要法律的方式获得人民的授权。反抗者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权力。新政权通过人民的文艺的形式和文化仪式——通过被改编成颂歌的民歌、扭秧歌、街头剧、文人的民谣、被组织的自发欢迎仪式——授权而取得了合法性。如同僧侣阶级一样，革命者所遭受的“磨难与净化”把他们置于普通人永远无法企及的地位，与僧侣阶级一样，革命者也奠定和提出了一种基于自我牺牲、献身与奉献的逻辑之上的卓有成效的服务—统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