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知识：在神话与政治之间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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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时代，一个自青年时期就几乎是“献身”于文学的人日益感到了他所从事的事业变成了游戏，而且是经济社会里最无足轻重的知识游戏。这个无声的事实也许是一个人文学者或具有人文倾向的人在当今社会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事件。通常缓慢发生的事变总是不被当作事件但却影响深远。越来越轻的命运促成一种反省的时刻，使得一个人要去回首他的知识来路。为了寻找可能性？或纯粹为了认识？通常在看不清前途的情况下，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回顾。那时就会发现似乎前途已经到了他的身后。这是我站在青海塔尔寺一个平台上时的感受：望着那些身披绛红色袈裟的喇嘛，从小阿卡到格西（相当于博士学位），我知道他们是我的同行，确切地说是我的前辈同行。虽然他们身在寺院，而我在世俗的大学。世俗大学既是寺院的现代形式，是寺院精神遗产的继承人也是寺院的对手和叛逆者。在这片高原之外，在世界更广大的范围内，世俗大学瓦解了寺院在当代世界中的主流位置，并且早已取而代之。而这里是一块知识的飞地。寺院的四个扎仓（学院）所研习的仍然是传统的经典。但我来这里却是作为一个游客，把塔尔寺当作风景来看待的。虽然我身在此处，也许我要花很多年才能清楚地知道我此刻所占据位置的意义，和我来这里旅行的真实目的。
作为一个喜欢诗歌、哲学和历史的人，不能不意识到他是中古时代僧侣阶层精神上的嫡系后裔。这是最初学习做一个诗人时就已经获得的关于自身知识谱系的一种自我意识。他关心着所谓的存在问题、生死和灵魂的拯救问题。虽然在传统上，这些秘密知识中也包含有一些更有实际效用的知识，比如天文历算和医药学等，但它显然是辅助和附属性的知识。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询问和探索构成了宗教和僧侣阶级的秘密知识，也形成了他在社会中的位置、功能和权利。《亡灵书》、《吠陀》、《礼记》、《西藏度亡经》和许多的经书自然是人文知识的早期形态。这些知识包括着许多巫术，占星、炼金、巫医、祈祷、咒语、祭祀仪轨和超度亡灵术等等。这是一些有魔力的话语和有关仪式的知识。这些神秘的知识为僧侣阶层或更早期的古代祭司阶层所独有。而社会对这种知识的需求就像对灵魂拯救的需要一样，没有这些知识和知识者的帮助，一个人既不能获得真实的生命也不能面对死亡。
只要生存本身存在着问题与危机的时刻，就会有对问题的解答与相关知识的出现。在各种社会形态中，都有一些具有诗性或哲学倾向的人，在古代社会这些人就是祭祀者和僧人。生存论问题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死亡与人的有限性、命运的未知因素、偶然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祭祀阶层和僧侣阶级的知识活动至少部分地满足了这一需求，或者至少带来精神与内心的慰藉功能。当祭祀学知识或灵魂拯救的知识部分地满足信众的灵魂需求时，祭祀与僧侣阶级同时也在利用普通信众的生存恐惧与不安全感、利用他们的灵魂渴望，对他们的现实命运进行控制。对未知命运的控制变成了对人的灵魂的操纵。祭祀阶层与僧侣阶级作为知识的代言人，获得了知识权力。从另一方面来说，僧侣权威的合法性来源还有僧侣阶级自身的道德要素：“磨难、净化与执著”（齐格蒙·鲍曼）。在祭祀者身上，流血或自我牺牲常常是整个祭祀仪式的一个有机部分。僧侣阶级的禁欲主义与苦行，也是他们从常人那里获得权威性的一个道德要素。这些知识美德即使在现代社会有时也被人们赋予某些知识英雄。这些美德包括弃绝世俗幸福，肉体享乐的牺牲，十年寒窗苦读生涯，自我强制的超人意志等等，以及其他的知识神话。
在生死和灵魂拯救问题上，僧侣知识的精神权威似乎是最不可能被制度化的。但它却经历了历史悠久的制度化形式。僧侣阶级以及它的前辈祭祀阶层，并不只是关心人类灵魂的拯救与归宿问题。“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早已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制度化使这些知识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灵魂拯救的知识变成了精神统治的知识。并且，变成了进行社会统治的知识。关于灵魂问题的语用学变成了权力修辞学。祭祀仪式、祭器与仪轨不仅与神灵的等级有关，更直接地体现出祭祀者的社会身份和权力关系。“礼”之初虽然起源于远古社会的祭祀活动，“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礼记），所以事神致福，但犹如章太炎《检论》中所说，“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礼由最早的宗族制度内部扩展到政治生活中，成为一套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和行为规范。礼乐知识的秘密和其充满严格禁忌的仪轨只有祭祀阶级才能掌握。在古代中国，巫觋不仅是每个宫廷中的成员，而且帝王就是“巫”或祭司阶层的首领。帝王才是最大的祭祀者或大祭司。这就像在现代历史上革命政权的领袖同时总是一个国家的最大的精神导师、最具权威的思想家一样。只有他才能掌握着最高神意（不论是原教旨的主义、历史规律还是人民意志）。知识—真理的具体内容发生了改变，然而作为权力的语用学的功能仍然一脉相传。
与祖先和神灵沟通媒介与沟通手段的独占、以礼为核心的祭祀知识的独占，构成了政治权力的基础，以及他们所配享的财富。因而祭祀阶级最痛心“礼崩乐坏”。礼崩乐坏意味着他们所拥有的知识的破产，以及建立在这些知识之上的制度的破产。礼崩乐坏是一个历史过程，对礼乐或对祭祀—政治制度的破坏与批评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即使在古代印度严密的种姓制度内，也存在着对社会的最高等第的批评，顺世论派哲学家的谴责是：“婆罗门（即祭祀阶级）在这里为死人举行了一切祭祀仪式，但无论在哪儿都不会结出功果：这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吠陀的三个作者是小丑、无赖和盗贼。”（德·恰托巴底亚耶《印度哲学》第31页，黄宝生 郭良均译，商务印书馆，1980）然而在祭祀和僧侣知识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内部，要发展出一种如此清醒的批判精神是困难的。在为了控制人们的灵魂、并通过对灵魂的控制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而迫切需要编造神话与秘密知识时，哲学家很难去发展一种完全合理的思想。因为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带有神学和宗教性质，这种祭祀—政治制度怀着恐惧看待那些不顾经典而坚持思想的理性逻辑的哲学家。这些立法者会把这些哲学家与危险的异教徒联系起来。印度古代最重要的立法者摩奴说：“吠陀叫做经典，律书叫做法典，两者在每一方面都超越弥曼差（理智的应用）的视界。”《摩奴法论》（或译《摩奴法典》）规定：属于高等种姓的人如果依靠“因明论”（即逻辑）的力量违背经典与法典，将被逐出上等社会，逻辑家与异教徒、制度越轨者、伪善者统属异类，一个正人君子甚至不应与之交谈。
逻辑家是指那些胆敢运用理智、运用论证与论据怀疑经典权威的人。祭祀知识如同礼法一样是一种神秘的知识。它通常被认为是神授或天启的知识。至少也是神圣的和圣贤的知识。因此它本身就具有权威性。这些经典与法典是只能注疏与解释，而不能进行反证的真理。
这种神秘知识的制度化的破产，使得生死和灵魂拯救的存在问题再度变成个人的事情。当然，关于死亡和灵魂拯救的问题是否真的变成了个人的事情、而个人是否能够承担是另外一回事。通常人们所感受到的是获得了自由与解放的体验，是世俗幸福的权利。
僧侣阶层的知识是最明显地具有伦理特性的知识。这些知识中巫术的部分或已经消亡或部分地传递给了科学，而其中的宗教部分也同样是部分地消亡、部分地传递给了人文学科和权力者的意识形态。这些问题也依然是现代诗歌和存在论哲学的一个主题。只是现代社会里这些僧侣的学徒（或巫师的学徒）已经生不逢时了。或者说，在宗教衰亡之后，作为僧侣的学徒的人文知识者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一神教也罢，多神论或自然神论也罢，当上帝或神灵隐遁，神灵的祭祀阶层或僧侣的学徒也该失业下岗了。很显然，只有神灵才是生死和灵魂拯救者，僧侣或巫师的学徒只是一个话语的转述者，传递神谕或代人向神灵祈祷的一个中介者。是神灵与人类之间的话语沟通者。在他继续传递神谕时，神灵已经死去。这使他在现代这个祛魅后的社会里丧失了合法身份。继续“传递”有关生死和灵魂拯救信息的僧侣的学徒现在成了假先知。他已经失去了预言、启迪和给予有益的教诲的能力。尽管现代社会的诗人和存在论哲学家仍然在做僧侣的学徒的工作，但无论怎样都无法掩饰其工作的暧昧性和话语的模糊性。他的位置、功能和话语都是一种僭越。他企图谈论的东西总是他所不知道的东西。神谕成为一个秘密，但他并不知道这个秘密。只是他的言谈方式是秘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