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经典的祛魅与返魅
作者：赵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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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指出的是，与其他任何一次思想／学术思潮不同，文化研究并非仅仅局限于学术场域的言说与争鸣，而是以强有力的方式影响、渗透到了现行的文学教育体制中，并且正在改变着这种体制的构成。因此，要我说，文化研究不光是一次学术革命，也是一次改变文学专业领域中教师与学生思维方式、阅读方式、研究方式的教育革命。
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我看来，以往那些与文学研究相关的学术思潮固然也转化到了教学实践中，但它只是意味着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的内部调整，而并没有对既成的文学教育体制构成根本的触动。于是“文学概论”课依然是“文学概论”课，以前讲的更多是文学的阶级性、党性，现在讲的也许更多是文学的审美价值；“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依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前讲“鲁郭茅巴老曹”多一些，现在会给沈从文、张爱玲更多的课时。这些课程无论如何调整，依然以文学文本作为其思考对象、研究对象和讲授对象。但是一旦开设“文化研究’’或与“文化研究”相关的课程，文学或者在其中只占一个很小的部分或者被放逐于课程的视野之外，取而代之的是电影、电视剧、广告、流行音乐、动漫、短信等亚文学作品或时尚、酒吧、身体、超市、度假村、健身房、美容院、街心花园、主题公园等非文学现象。华东师范大学曾给中文系三年级本科生开设过“文化研究导论”的课程，讲授内容如下：“文化研究”发生的背景；西方“文化研究”的谱系；“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学批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反经济决定论；“文化”与“意识形态”；结构主义与符号学；霍尔，“编码”与“译码”；精神分析学说；拉康与“镜像”；阿尔都塞与意识形态的“询唤”；葛兰西与“文化霸权”；费斯克与日常生活的“微观反抗”；若干研究个案：文本，北京大学校庆叙述；空间，上海人民广场；认同，“自我发展”与阶级的幽灵等。从这个授课内容中，我们看不到它与文学存在着多少联系。
文化研究不涉及文学或少涉及文学是无可指摘的，因为这正是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正是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的“不合作”姿态，使得这门课程首次摆脱了文学体制的束缚。从事文化研究教学的教师和选修文化研究这门课的学生第一次面临一种解放感，因为他们没有必要死守着文学说事了。而且，文化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广泛、言说空间的扩大和研究思路的新颖等等，又会反衬出以文学研究作为其存在方式之课程的保守与冬烘，从而对其他文学课程构成一种潜在的冲击。因此，当我指出文化研究实际上是一次教育革命时，我想说明的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文化研究为教师远离或逃离文学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或者说，文化研究使无视或轻视文学的行为合法化了。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学生逃避文学的心理，或者说，文化研究对那些对于文学缺少热情和兴趣的学生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诱惑或召唤。如前所述，作为在新型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当今的大学生本身对于文学就没有多少感情；而长期浸淫于视听图像文化之中，又刺激了他们去玩味、思考、破译、研究这种文化的动力。这时候，文化研究适逢其时地出现了。文化研究就是要研究当下的、正在变动着的文化，就是要走进青年亚文化的世界里去进行解读；同时，与文学研究相比，文化研究也确实是一种充满朝气，甚至充满青春活力和力比多意味的研究方式。对于已经积累了大量“亚文化”素材的年轻人来说，文化研究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华东师范大学教师倪文尖说：“我真切地发现，文化研究可以吸引年轻一代的学术热情，激发学生们的研究潜能。”(3)我相信这是实际情况，同时也是开设过文化研究或准文化研究课程的教师的普遍感受：对于学生来说，文化研究课确实比文学研究课更有魅力和吸引力。
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2000年前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的文学专业已不同程度地为研究生或本科生开设了“文化研究”课程。从目前文化研究发展的火爆势头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化研究会在不久的将来进一步进驻课堂，也会进一步影响青年学生的阅读兴趣和研究兴趣。我以为，我们谈论文学经典和文学教育，以上所述也应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
文化研究的经典观：文学教育的误区
文化研究远离了文学，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教师和学生远离了文学，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化研究完全与文学失去了关联呢?不是的。事实上，西方文化研究的发展动力之一便是强烈质疑文学经典传统，这起码说明了文化研究是以文学或文学经典作为其反叛对象的，为了能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从文化研究的经典观谈起。
托尼·贝尼特指出，一般所说的“‘文学’是‘以特定和确定的方式由教育机器中或围绕教育机器运作的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经典或一批文本实体’，简言之，也就是经典化的传统”。他进一步征引文化研究学者霍尔的话指出，许多文学课程把某10本书推居首位，之后跟20本次要的书，再跟50本粗略翻阅的书，这样一种等级秩序和取舍传统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们应该成为第一个被质询的对象。(4)国内学者周宪在谈到文学经典的问题时同样认为，由于文学的本真历史并不是由文学研究者所确立的少数经典所构成，由于确定文学经典并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过程，所以，“质疑经典的可靠性，揭橥经典确立过程中的阶级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原因，提供对经典的别一种解读”，就成了文化研究的主要工作。“对文化研究来说，解构现成的经典观念，把经典‘祛魅’乃是一个正当的要求”。(5)由此看来，文化研究的经典观，其思路是解构主义式的，它并不关注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而是更多地去呈现经典被确立的过程和运作于此过程中的复杂的权力关系。
在学术研究发展的链条上，文化研究的经典观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但是，一旦把这种经典观植入文学教育的语境中，马上就会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文化研究只是对既成的经典进行质疑和批判，却并不提供判断经典的价值尺度，这样，面对文化研究所解构过的文学世界，许多人将会面临虚无主义的混乱与黑暗——既然经典是生成的，且任何经典成为经典都有某种偶然性、非法性或不合理性，那么实际上也就无所谓经典了，鲁迅的作品和安妮宝贝的作品也就失去了本质的区分。其次，文化研究的经典观取消或淡化了人们对经典的敬畏之心，对于文学教育来说，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如此一来，它将鼓励人们对经典采取一种随意的、可有可无的接受态度。实际上，在对待经典的问题上，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经过了太多的“祛魅”的过程，我们现在亟需要的是“返魅”，即让伪经典现出原形的同时，让真正的经典作品成为引导人们心灵世界的指路明灯，让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