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追认烈士日记（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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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文叫我再去二秘催他们，说是别再压了。我走到二秘，他们说已经送省里了。到保密室看看，一男人说，二秘把文件标题弄错，退回去重打了。又到二秘询问，二秘的说，是把革委会办公室写成党委办公室，已改过来，再送上去了。再回到保密室，见另一个女人，她说已在8月11日送出去了。
9月15日
邻居来公司叫我，有一位军人来家，母亲叫我赶快回去。一位军人站在我们家茅屋前，他见了我有点尴尬。过后我知道他是为我们的处境尴尬。我们的茅屋是1967年母亲被遣送回乡时，我和伦哥自己搭建的，十多年，已全部朽坏了，茅草下边塞进塑料纸，用于挡雨水，五颜六色，就像老鼠窝一样。他想不到我们家破败成这个样子。
军人是海南军区马白山司令的秘书，马司令以前是琼纵副司令，近日整理旧文件，准备写回忆录，想起父亲，叫他来打听看看。秘书说发展父亲参加革命，是琼纵对海府特委的指示；父亲被捕，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始终不肯透露党的一点秘密，马司令十分敬佩。我有点奇怪，问马司令怎么知道？他说，当时，琼纵司令部也有人被捕关在狱中。他要了父亲的一些生平材料，走时，他对我说，他可以安排我们见见马司令。我对他说，我有事会去找他。他走时，再三回头看我们的破茅房。我想，他今天该懂得什么叫牺牲了。
我问母亲，可以见到马白山，见不见？母亲说，要见你去见；我又不会哭，到时他捡一些糖果饼干让我带回来，你们又骂我。
10月27日
到海口民政局，他们说，烈士证书昨天刚到。他们把证书递给我。证书是还没开封的，卷成一个圆筒，我撕开了，里面掉下一张信笺，是广东省民政厅的一份指示，内容是：一、因不知烈士妻子姓名，烈士家属负责人一栏未填写，请海口局填上；二、关于烈士的褒扬工作。因烈士是从事地下工作的，他的工作不为群众所了解，三十年把他当作敌人对待是错误的，现在要认真、彻底做好消除误会的工作。
母亲的名字是由一位办事员填上的。某副局长在一旁看着。我向他们提供了我们兄弟及姐姐的工作单位，让他们给各单位发函，通知我们的父亲已被追认为烈士的事宜。这事可能对康哥影响最大。因为父亲的事，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就当了右派，后来又因成立什么集团，恶毒攻击什么什么，和辉哥一起被判了刑，辉哥六年，他十年。辉哥入狱的第二年就死了，康哥坐足了十年，去年才出的狱。他们俩虽然获得了平反，康哥也回了东北林学院教书，但康哥对父亲能否被追认为烈士抱着怀疑态度。正是非常希望，他才怀着怀疑。
向某副局长提出开父亲的追悼会。他不同意。其实我们不想开什么追悼会，我们家没一个愿意开这样的会。但我得提出来。
我提出抚恤金的事。林说要请示海南民政局，看补不补，按现在还是以前的标准补。我们也不会要他们的抚恤金，他们也不会给我们，但我得提。他们最好干脆说不给。这样我们好放心了。
最后我提出给父亲迁葬一事。父亲死后，母亲已经把父亲挖起来五次了。无论父亲埋在那里，他们都不让，母亲只好把父亲的尸骨搬来搬去。最后是搬回家中，放在母亲床头不足三米地方。母亲是世界上最特殊的一个女人，父亲给她带来这么深重的灾难，她却在这样困苦的环境中保护他无用的尸骨。她把父亲的骨头装进一个长的陶瓮，又用一个浅的陶盆扣住，就这样搬来搬去，藏来藏去，最后藏到家中。
某副局长说，这事你和某科长说，他管的。他又说，现在烈士陵园正在整顿，不埋人。这事我知道，烈士陵园里埋了好些走后门进去的干部，墓碑做得比烈士的还高。
回到家，母亲很高兴，一副讨好我的样子。母亲总是讨好我们的。母亲说要把烈士证挂起来。我说得做一个镜框。我们这个房子，哪有地方挂镜框呢。我们原来住的房子被没收了，现在当着某厂的幼儿园，能把原来的房子要回来，是最好的。与母亲商量了这个事，我们都觉得没有信心。
伦哥回来，我告诉他烈士证的事，我以为他会抻开看一看，他不看。一会渠哥也回来了，他更不看了，气呼呼的样子，他一天到晚都是气呼呼的。我们四人坐着，对这事不说一句话。母亲对家里现状非常满意：渠哥在市政公司开汽车，我在公共汽车上卖车票；伦哥顶母亲的职，到合作商店上班，每人都有一份工资。这是很多岐(歧)视我们的人做不到的。我们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社会的美德与责任感自古藏在江湖，不在庙堂。
母亲很安静。母亲是在父亲当银行行长时嫁父亲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的一切都可以用异常来说明。她的身体素质异常优秀，她的天资异常聪慧，她的意志异常坚强，她的心地非常善良……她长年累月被人像打狗一样地打；她还是儿女们心烦时的发泄对象，特别是渠哥，骂起她来，劈头盖脸，我也是常常骂她的。命运对她不公，但她的脸容照样开朗，她的眼晴照样清澈；她六十多岁了还是眉目清秀。我们兄弟就不行了，我们低声下气，萎萎缩缩，脸上带着浓重的晦气，像一只只生了癣的老鼠。如果有人指着我们对别人说，这个人的父亲是银行行长，听话的人都要笑起来。
10月28日
办公室里人很多，某科长正在骂一些为什么事涌进来的小贩。我对他说了我母亲曾五次挖起父亲骨殖的事，他越听越不高兴，干脆就瞪着眼：你要什么，你快说。我说，我父亲的骨头藏在家里是不正常的，我们要求葬到烈士陵园去。他说，这是不能讨论的，国家号召火葬，你不能刚评上烈属，就破坏国家政策。我犹如挨了一棒，头有点晕了，我说，我父亲牺牲了这么多年，我们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我父亲为国牺牲了，政府把我们的房子没收，把我们扫地出门……他打断我说，烈士是现在才评的，证书昨天才到；以前你爸不是烈士，群众那样对待你们是正确的……
我心中的血涌起来，我真想操起桌上的墨水瓶朝他的脸砸去，可是我不敢，我的血迅速冷却，心中只有无望的悲哀，觉得自己非常的可怜。就在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过一个社论，严厉批判的正是他的这种把历史割开来的观点，他不会没学过；而且他竟敢当着他的全体同事说这样的话，自有他的道理。国家的权力总是轻而易举地变为个人权力，这种权力是源源不断的，所以他们一点也不珍惜。他这样说话是在取乐，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免得我狮子大开口，不停地提要求。我想起昨天省民政厅的那张纸条，我要继续上访，我一定弄赢他。可是我赢他干什么？他们既不讲真实和现实，也不讲逻辑，更没有真理和理想。人生是拒绝耻辱的。我们家人是不会为一些小利钻进耻辱的狗窝里的。
我准备离开，呐呐说道，那，你们是不准备做任何事情了？
他说，火葬，你们什么时候要烧，告诉我们！
我发现他的两眼闪闪发亮，我灵机一动，问，费用怎样解决？
他说，你们一半，我们一半！
我站起来，我觉得自己非常雄伟高大，我慢慢走出办公室。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
回到家，我把事情的结果告诉母亲。母亲愣愣地看着我，她显然不大相信。可是她很快把态度转回来，安慰我说，我就知道他们不会把房子还给我们的，他们不会那么好心。你们辉哥平反补发的钱还在，我们自己建一间水泥房子。你爸爸不迁也好，在家里，逢年过节，我要拜他也容易啊！
她像昨天一样，飞快地点了几根香，蹲在父亲的墓前，喃喃诉说。几十年来，我第一次知道，母亲和父亲是说粤语的，她告诉父亲，政府不让迁走你了，你安心呆着，我要给你烧香也方便。她一再要求父亲，要保护儿女们……他都保护不了自己还保护别人！我突然生起气来，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