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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认烈士日记（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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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5日
早上到秀英医院找王惠民。王惠民原来是琼崖纵队海府特委组织部长，解放初当海口市卫生局长，犯了什么地方主义错误，就到秀英医院来当院长，秀英医院是麻疯医院。
他对我说，你爸爸没有离家干革命，是组织的安排，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他的作用，他和国民党军的中上层军官关系都好，能弄到情报、密码、军事地图，还能进行策反工作。你爸爸是经济学家、大学教授、银行行长，你父亲上山，他能干什么？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在海口工作比山上危险。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你爸爸出事，是因为他写给我们的一个情报被窃，是你们梅州老乡干的，你爸爸把这个纸条拧成一根牙签的样子，放到上衣口袋里。你爸爸发现情报丢失了，报告了我们，我们立即让他上山，你爸爸没有自己跑，他安排别人上山，自己被捕了，这事你妈妈知道。
我告诉他，我1973年就开始为父亲平反的事奔跑了，可是没办成。他很气愤，他说，这次一定行。他还说，1973年郊委老杨找过他，老杨也说，这很不合理，应该给予解决。
下午去找王建民。王建民是琼崖纵队海府特委书记，解放初当海口市长，“文革”时被打倒了。我记得那天在海口工人文化宫开万人批斗大会，王建民就被两个苛（荷）枪的军人押在东湖边。母亲和其他四类份(分)子去做苦力回来，我骑单车接她，我们看到了王建民。母亲说，她有十多年没见王了，让我把车转回去，她要再看他一眼。王建民坐在地上，脚上厚厚地缠着绷带。母亲有经验，她说一定是批斗时被人从台上推下来跌伤的。母亲说，可怜他也受这个苦。我不高兴，说，他为什么不能受这个苦？母亲说，他是市长啊。母亲已经承认自己的贱民身份。我更不高兴，我说，那时候他是市长，他出来说一句话，我们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见了王建民，第一句就问他，为什么解放时不给我们评烈士？他显然的很不高兴，他说，我不知道，我当时出差去了。过了一会他又说，你不能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自己不是也被打倒了吗？我有点后悔问他这个问题。
王建民要我讲了父亲被捕经过。他说，他别的事情不知道，但参加革命和牺牲他是可以证明的。他说，不能因为有过剥削就抹杀了他的贡献。他再三问有谁看见母亲挖掘父亲的尸体，说要有人证明才好。我说这有什么好证明的，王惠民告诉我，亲手杀死父亲的人已经抓到，是王惠民亲自审问的。王建民记起来了，他说，是，是，那个人是罗虎人，我们把他镇压了。他说，你爸如果叛变革命，会连累许多人；你爸被捕后党组织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坏，说明你父亲是经得起考验的。
最后他问我来这里的目的。我说，请教。他说，从1973年以来，你说的老杨从没找过我。你还得去找他，要向上级打报告。
11月6日
老杨是郊委的民政员，1973年给父亲平反时认识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政府干部。他调查父亲的事非常认真，他还弄到了父亲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的证明。
他见了我，一直笑脸相待，他说，以前领导解决过，不行。主要是不脱产的问题。我把昨天王建民的话告诉他，他说真话了，他说，你爸为解放海南立了功，是够烈士条件的，只是遇到剥削问题我搞不下。我说，我能理解的。
那次平反，最后我与老杨吵了一架。那天下午他告诉我，你爸的事不行了，你爸吃鸡吃鸭，大鱼大肉，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我一听就与他吵起来，引来许多郊委干部，他们把我团团围住，大声地吼叫，说我右倾翻案，想变天了，并吆喝找绳子捆绑我。我不知自己是怎样回到家中的。我怕见到母亲失望的脸。我们不是想给父亲找回荣誉，也不是想我们脸上有光，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只是想能顺当一点地活下去。回家把结果告诉母亲，她哭了，说，以后咱们做了就吃了。她的意思是我们只能像畜牲一样活着了。
最后，老杨说，他会把材料向业务部门送。他说，你们以后不要提申诉与昭雪了，只要求追认烈士即可。老杨说的业务部门指的是海口市民政局。
11月7日
到海南行政区民政局，见了郑同志，他说，问题仍转海口处理，他同意我换文件，把申诉换成追认。他要我自己把文件拿到海口市民政局。他说，你们的要求很难批。如不批，会向我们作说明。下午，接到新华区关于让伦哥回城的决定。伦哥是1971年被以疏散的名义被强迫下乡的，一个人在大山里，精神已经崩溃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决定为父亲申诉的。我们不是要好听的，我们是要活命。决定上说伦哥被疏散是“因其父被我政府镇压”。我大吃一惊。以前说父亲是国民党、是南霸天、是汉奸，逃亡台湾，都是口头说的，从来没有政府文件。这次好了，我决定利用这个文件。
11月20日
到市民政局见了某副局长。他向我解释了1976年威胁母亲的事，那时他对母亲吆喝说，你再翻案，就把你吊起来！他说，当时并没有群众反对，我只是向老杨打听，老杨说你父亲并不是真正参加革命，而是不满国民党，同情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只是买卖关系；国民党杀你父亲是狗咬狗的事，所以我才那样说。他又说，现在这件事很难办，解放以来运动那么多，为什么你们不解决？王建民当市长时为什么不解决？现在要他们解决，困难很大。
我把新华区的决定给他看。他说，这事要新华区落实，说不定你父就是被我们政府枪毙的呢。我们很重视你们的事，这事已经停办了，你要去市委落实办和新华区追问这个事。最后他说，你们家的事太嗦。你们家庭成份太差，说话没人要听你们的。
11月23日
上午到新华区，找一位姓苏的同志。他说他们工作不过细，可能出错了。我极力向他解释了三十年来得不到昭雪的事。他一直问我，你母亲在1963 年给派出所的人讲什么来着？最后他拿出一张从派出所母亲材料中录出的文字，内容如下：我丈夫（郑任良）因藏温明剑、枪支在家及压炸（榨）人民，被人民政府镇压。下面注明薛如越代笔，廖瑞珍口述。
苏同志很不高兴，说，你们对自己的事不负责。我说，这是诬陷。
我们家在被诬陷中过了三十年。以前公社的治保主任就经常让伦哥承认父亲逃亡台湾。哥哥缄默不语，他就抽出手枪要枪毙他，他总是用枪柄砸伦哥的头，把伦哥的头砸得像大芋头上长满小芋头一样。其实治保主任是知道父亲被国民党杀害的，可是他偏偏要这样做。权力在一些人的手中，只是他们找吃的饭碗，吃饱了又变成取乐的工具。
治保主任是一个极坏的人。当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他吓坏了，把枪往办公室墙上一挂，跑了。后来被撤职，他到处哭哭啼啼，又官复原职。这事在我们这一带是人人都知道的，可是他照样神气。
回到家把事情说给母亲，母亲说，她不认识薛如越这个人，她记得派出所有一个姓薛的人。温明剑确有其人，我曾经听母亲说过，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
12月26日
送证明到新华区。证明是军管会在1950年开给母亲的，全文是：本屋主人郑任良先生是我地下工作者，因泄密惨遭国反杀害，希各军警民众爱敬其遗族。从来没有人爱敬过我们。奇怪的是不管多野蛮的人，都不敢把它撕毁。更奇的一件事是，一次发大水，我们住的茅屋墙壁被水冲垮，母亲站在桌子上，看见装着证明的箱子被水冲着向西漂去，可是洪水退后，却发现这个箱子竟然靠在房子东边的门柱旁。这事给了母亲莫大的鼓舞，母亲认为这是天意，我们家不会败得彻底。
老苏和另一个人商量了一会，他们不敢收这样重要的文件，老苏说，这是人家的政治生命。他又说，你父亲不是人民政府杀的，是肯定的了，现在要证实是被国民党杀的。他们做什么都要看证明，任何证明他们都不信。我问他们有否去找过王惠民和王建民，他们说，他们难找，有时找得到有时找不到。这样说很奇怪，其实他们没有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