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大众文化批评中的四对假想敌
作者：张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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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一档电视娱乐节目“超级女声”，是当代大众文化的标志性事件。如果采取商业逻辑的眼光来考察超级女声，是所有阐释中最无聊的部分。有专业人士分析出“超级女声”产业链的巨大经济效益，但这并不足以证明“超级女声”是这个时代最惊人的商业奇迹。真正的奇迹是大众文化正在成为一个巨型的超级文本，挣脱了任何人为的幕后操纵，比如，在“超级女声”的商业策划书上，最大胆的商业预期也不可能预期到会有上亿人参与到这次活动中。这巨型文本滑动在无意义的空间，像一片刺目的白光，暂时的晕厥之后，就是它无限意义的繁殖。这庞然大物的能量和生理机能是怎么构成的，在文化价值的食物链上，最高端和最低端似乎都被大众文化所占据。因为精英文化的创造力自动萎缩之后，就出现了“余秋雨现象”之类的贴牌文化产品，或者像余华那样写出了世界上最畅销的“纯文学”，把余秋雨散文和余华新作《兄弟》拽在手里，犹如拥有了温州生产的LV顶级手袋一样，“粗制滥造的精品”，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语义悖论，就是说大众文化靠自我吞噬、移情和幻觉在维持着强大的活力。如果以激愤的或者冷傲的精英态度来面对大众文化这巨型怪兽，激愤与冷傲恰恰是知识迷惑时的软弱表现。
目前的情形是，价值张力也已经失效，大众文化几乎一路凯歌，在媒介和消费的双重护卫下，大众文化像最大的谜一样，人们曾经相信的、正在怀疑的和早已摈弃的事物，都可以在大众文化中找到其替代品。这应有尽有的超级文本，聚合了怎样的行为冲动与心理能量，快感是怎样在压抑中释放的，开放社会的容忍尺度怎样被大众文化的繁殖所替代，是谁在对人的自主性施加最猛烈的压迫，也许除了我们自己，我们找不出另外的一种力量。
精英/大众：退居二线的伪冲突
1990年代以后，由于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的兴起，“大众”开始浮出水面。“人民群众”的政治含义淡出，政治原则被“大众”置换成享乐原则，在享乐发生的第一时刻，享乐是以人性化的面目登场的。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洗脚屋与卡拉OK娱乐城，星星点灯般，急速扩散，并达成一致的光区意识：“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而这一屋一城，作为自我呵护与自我宣泄的重要场所，改写了人们与城市的空间感，功利、享乐以及梦态抒情的三维模型，是一种有关积极生活的理想表达。
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们，当时的文化精英，最敏锐的时代勘探员，迅速（反应力惊人）阉割了主义，同时敏捷地将自己切换到理想的轨道——下海与出国（当然有部分人的选择源自政治创伤，但创伤是一个多么及时的借口）。世俗功利与想象西方的新征程上，是一个时代精英们仓惶的背影。从此，精英往大众转身、思想往学术转身、生活往赚钱转身、理想往妥协转身、政治往绝望转身，在一套复杂精微的转身术中，精英过早地夭折了，尽管“精英文化”曾“热”到高烧的程度，新的思想流派及方法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而1990年代初仅仅在知识界产生过影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在转身风潮中的一次风寒咳嗽，随后不久，就被一套严密的学术建制所带来的利益犒赏治愈。
就在学术（知识）面临货币化（名目繁多的国家项目）的同时，货币成为最绝对的精英符号，建构出崭新的文化秩序。经济学家与商界富豪被推上荣誉的金字塔，他们成了“卡拉OK”与“洗脚屋”的“高端客户”，本来“脚”与“嗓子”最初担当身体解放急先锋角色，在文化符号的变异之中，声音响亮的“主流嗓子”与“蛋糕必须先做大”的“主流脚板”——财富分配的有力基础与立足点， 畅销书作者与文化书商，大片导演和投资商像连体婴儿，以文化新生的名义迅速成长，文化资本、权贵资本和经济资本相见甚欢，过从甚密，彼此珍惜。
这时候，“精英”/大众被修改成导演与观众、作家与发行量、创新产品与消费者、IT精英与网民的关系，精英早就一头扎进大众的怀抱。本来先锋、少数和另类（创造与坚守某种价值）这些精英原有的品质，正在受到伪精英的唾弃。而“馒头事件”正是伪精英在对大众半推半就之时的一次意外事故，陈凯歌作为穿着精英外套的大型商业片——简称大片——导演，在创造与坚守的双重失败中，战线拉得过长，而企图弥合精英/大众的裂缝，在精神分析学家看来，是妄想症的表现。
而最先下海的1980年代精英，将大众与市场进行了巧妙的置换，从热爱大众到热爱货币，精英/大众的冲突已经退居二线。如今一个对货币符号有仇的人，似乎成了最愚蠢最虚伪的另类。小心看护个人与大众的门槛，坚守“不同意见”的深度价值，在一种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层面，有两个人，无疑是永远的精英——王朔和王小波，一个是1980年代“精英文化热”的异见者，一个是“集体迷狂”的异见者，两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反对阐释”，并在过度与匮乏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新/旧：陈腐与叛逆达成了和解
1992年华艺出版社的四卷本《王朔文集》发行，是王朔此前创作的一个总结，总结总是和终结相关，叛逆精英王朔转向了电视剧创作，用他的话说，总喜欢把人弄得泪光闪闪，那个媚俗啊！2000年长江文艺出版发行王朔老侠对话集《美人赠我蒙汗药》，我至今认为这是当代大众文化批评的经典之作。那位蒙面对话者老侠（化名）——绝对一个不折不扣的精英，对王朔穷追猛打，最后逼出王朔一句话：“我早已和他们划清了界限”，这个“他们”当然是大众，大众文化炮制高手王朔被打回原形——他本来就如此精英。2000年之后，王朔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作品，他的沉默，当然是精英谢幕的无声表达，更重要的是一种无声的抵抗。
有人谢幕，当然更有人还在卖力地表演。一方面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更加完备，另一方面，一种新/旧势力的角逐浮出水面，一笔勾销了大众/精英的糊涂账目，挪用了一个更加愚蠢的尺度——代际称谓。
70后集体登场，一开始就充满歧义，尤其“美女作家”的标签，像一滩污渍，刻写在他们的发家史上。不过几年的时间，80后们“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尤其韩寒、郭敬明之类的作品，中学课本一样，在学生们手中人手一册的时候，所谓的文学权威表面上不复存在，发行量就是最高权威，这虚假的“发行量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却造就了另一种更加令人窒息的权威，更加极端，更加具有掠夺性，尤其以青春叛逆的名义，实施价值真空的暴虐。
叛逆，是艰难的，叛逆作为一种极端体验，这个叛逆的个人，甚至有被当成垃圾，让社会机器粉碎切割的危险。叛逆还不仅仅是青春的专属物，是个人面对社会以及集团势力的压制与控制时的反抗，是绝对弱势与绝对强势的对峙，而70后或者80后，依然是集团思维，是集体荣耀的幻觉，尽管身处其中的每个人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从权力争夺的结果上看，是团体操的人海战术赢得了一切，而非个人。这个个人有天才应该有的年轻，却没有出现天才应该有的作品。而无数一厢情愿向王朔致敬的年轻人，不小心吞服大众赠与的蒙汗药，与真正的“美人”永远地失之交臂。
另一种陈腐非常年轻地出现了，或者是一出生，就陈腐不堪，新权贵——市场的宠儿，用新的交易原则替换旧的交易原则——比如文学体制及其机构，在名利场的聚光灯下，新与旧原来息息相通，权贵与权贵的争斗，只不过是有限利益的再次分配，并没有为这个世界增添什么。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市场天然地具有某种优选机制，但在文学生产中，这样的机制是如此周转不灵，不论从思想史，还是从文学史来看，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优异的作品很少能够同步于市场（发行量）的筛选，而人类的喜好和他们的热情，或者判断力的觉醒，对于创作者来说，更多的时候，只能是令人心碎的迟到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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