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新农村如何让农民安居乐业
作者：曹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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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铁军谈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方法论问题，一个是发展模式问题。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什么？是西方输入的发展理论，还是当代中国的现实出发，这是一个近代中国思想界的老问题。其实，严格地说来，新的认识是从怀疑出发，怀疑由“问题”引发，而“问题”根源于指示实践的理论预设与实践结果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越大，问题也越大，怀疑也越深。这些年来，铁军从问题出发，独立调查与思考，提出了一些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的看法，结论的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其治学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谁都清楚，“发展是硬道理”，但为谁而发展，怎样发展，即所谓“发展模式”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史上一直存在严重分歧。去年“改革反思”引发的争论，其实是历史上争论的一个延续。铁军讲，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有一个“内向型”积累问题，所谓“内向型积累”，就是向“三农”提取积累，用于工业化、城市化，于是引发“三农问题”。在资本全球化背景下，这个内部积累还有一个“向外输出”的问题，它给我们的便是“对外依赖”与“环境破坏”。结论是，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对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来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哪里呢？铁军提到东亚模式，但什么是东亚模式，早已“脱亚入欧”的日本能归入“东亚模式”吗？利用美国保护并在冷战期间完成工业化的“亚洲四小龙”，能成为我们这个庞然大国的发展模式吗？中国的发展是否另有一类道路？或我们已经走上一条切实可行之路但被西方概念遮蔽而尚未自觉？铁军讲，他无法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也如此。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左右冲突中思考，歧路彷徨。“右派”盲目乐观失之浅薄，“左派”激烈有余而给不出方案。我谈三点看法。
第一点，我想谈谈“宏大叙事”问题。后现代主义者热衷于“解构”各种“宏大叙事”，认为人类的有限理性根本无法把握“不确定的未来”。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或许可以不再需要“宏大叙事”了，因为他们认为世界历史已终结在当代西方，但中国似乎还需要“宏大叙事”，因为古老中国的当代发展正在展开过程之中。正因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更需要一种“宏大叙事”给我们的实践活动以信心与方向感。在中国近代史上，每当方向不明，就掀起“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即是一种证明。从社会学角度说，所谓“宏大叙事”，即中国社会转型理论。
老一代共产党人及其学者曾为我们提供过一个中国历史发展（或曰转型）理论，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夏商周）—封建社会（秦汉到明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2—1949）—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宏大叙事”回答了我们“从何而来，现处何地，将欲何往”这三大问题，曾给我们民族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方向感与自信心。我们民族没有西方式的宗教和哲学，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重视历史，对我们民族来说，历史观承载着类似西方宗教、哲学和历史的三重功能，所以我们不能低估这个已变得“陈词滥调”且被“解构”的历史观曾经起过的重大作用。说是被“解构”，倒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功劳，而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实践本身，伴随着从计划向市场转轨而发生的从公有向私有的转轨。然而，我们依然需要一个“宏大叙事”，于是在1980年代我们再“建构”了一个“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或“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宏大叙事”。于是我们避免了“姓资还是姓社”这个烦人的争论，也在理论上取消了“阶级斗争”和“剥削”。这两个“宏大叙事”仍有它们的共同点：即发展或进步观，以及内含在“发展”之内的极其紧迫焦虑的“追赶”心态。
我刚才说，我们民族总得要有一个宏大叙事。“解构”了一个，我们赶忙再“建构”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给我们以方向感和信心，事实上，工业化、现代化为两个宏大叙事所共同信奉的发展方向。现在争论的问题是，以市场化、私有化为导向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及相伴而生的城乡区域贫富分化和环境污染等诸现象如何评价？我从不想参与左右两翼的争论。事实上，我也无力回答这个问题。我只相信，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我们考察当代中国变化的总框架。我认为，实施了近三十年的计划和公有制是加快我国社会转型的十分重要的环节，它为我们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奠定了物质基础。一个人吃第三个馒头时才吃饱，但他不能把吃饱之功仅归于第三个馒头。我认为市场经济是不可避免的。由行政权力推动的市场经济改革也使得权力沾染上了腐败的恶习，但这并不是使我们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充分理由。
第二点，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一个“总判断”有关。一号文件说，中国大体上已进入一个“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的新发展时期。我完全赞成这个总判断。这个判断为全面推动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认为新发展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新发展时期”的一个理论表达。这一个“总判断”将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划分为前后两个既关联又有重大区分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即铁军提到的“内向型积累”阶段，从三农中提取“原始积累”用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这一阶段从洋务运动起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我们每一个分享到城市化、工业化好处的人，都应对三农，尤其是农民心怀歉意和感激。如今，中央明确宣布，中国社会向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总特征是“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按2005年的官方统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在GDP中的比重已下降到13.2％，而它所对应养活的人口超过50％。在3万余亿的财政总收入中，农业税费只有1200—1700亿（官方统计与专家估计有差异）。故而在全部取消农民负担的基础上，国家已初步具备“以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了，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中国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今年中央财政拿出近3400亿主要用于新农村建设，并承诺今后中央财政新增部分，主要向三农倾斜。
然而，这个总判断掩盖了中国区域之间的十分严重的发展差异，或者说全国性的总判断与各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农业县、乡之间的“局部判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像东部沿海的一些县、乡、村，早在八十年代初已进入“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了，在农业集体经济解体后，他们发展出实力雄厚的乡（镇）、村集体工业经济，不仅解决了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且依靠集体工业经济的积累反哺三农。江苏的华西村就是典型一例。当然，中西部地区也能找到这样的案例，如河南的南街村等等，但在八十年代的浙北、苏南、上海是个很普遍的现象。中西部的大部分县、乡，农业占GDP的比重依然很大，工商业不发达，县乡财政高度依赖农业税费，甚至各种罚款。新农村建设的政府主体在县、乡两级，全国各县乡向本辖区提供的“公共品”大体相同，但财政规模相差极大。我举个例子来说吧，上海的嘉定县（已改区），本区户籍人口52万，外来打工者近50万。2005年区财政总收入130亿，可支配财政约72亿。在中部地区的湖北监利县，人口142万，2003年的县财政只有2.4亿，其中7000万来自农业税费。2005年取消农业税后只有1.7亿，而维持“吃饭财政”需近5个亿。监利在湖北是不是最贫困的县，我不清楚，但中西部地区比监利更穷的县有的是。河南兰考县人口有七、八十万吧，但2005年自有财政只有9000多万。中国有近2800个县或县级区划。在各级政府中，县是提供基本公共品和新农村建设的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一级政府，而各县的人均财政规模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如果我们不是从全国，而是以县为单位来考察各自的发展阶段而言，中国多数的县恐怕依然停留在“前期发展阶段”。客观上依然处于“前期发展阶段”的县、乡而取消农业税费，他们只能依靠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了，要不然发动全县干部，甚至全体教师去招商引资，而能吸引资本的主要是廉价的土地——依然是剥夺三农来发展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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