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革命与雏菊（外一篇）
作者：北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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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往是通过一个人认识一个国家｡大约五年前,我在旧金山认识了乔治和戴西夫妇｡他们后来到我住的小镇朗诵｡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晚饭,余兴未尽,我把他们夫妇请到家中,打开两瓶上等红酒,一直聊到深夜｡在美国难得碰到有意思的人——这是标准化生产的结果,像乔治和我这样的残次品纯属淘汰之列｡
乔治是美国诗人,出生在匹茨堡产业工人家庭,十二岁离家出走,后当兵被送往越南战场,由于参加反战活动被送上军事法庭,胜诉,回到美国拿下硕士,再东渡日本学习武术｡
戴西也是诗人,她的身世更传奇｡她出生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的文化世家,自幼进天主教贵族学校,上大学后投身政治｡她加入反索摩查(Somoza)独裁统治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成为桑第诺电台的播音员｡革命胜利后,担任新政府的文化部副部长,主要负责拯救尼加拉瓜艺术,开展全国性扫盲运动,组织各种诗歌工作坊｡她骄傲地对我说:“我们内阁成员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出国访问,让人目瞪口呆｡”
戴西原意是雏菊｡她是个很特别的女人,在优雅而难以捉摸的美中隐藏着某种野性｡她的皮肤会让人想到某种贵重瓷器,却在革命的风暴中完好无缺｡她年轻时想必了不得,给以男性为主的革命带来多少动力｡
从我教书所在的印地安那州的冰天雪地中出发,换了两次飞机,终于到达热带的尼加拉瓜｡昼与夜,冬到夏,有转世投胎之感｡到达离首都东南四十公里的格兰那达已近午夜｡这个西班牙风格的城镇建于1524年,是西半球最古老的殖民地城市｡
在旅馆办好手续,我穿过中心广场来到对面的文化中心,今晚是诗歌节的开幕式,我刚好错过｡人们随着音乐的召唤纷纷起舞｡
有人高呼我的名字,原来是哥伦比亚诗人哈罗德,只见他像老鹰张开翅膀向我扑过来｡他就像传统小说中的人物,从这一章直接进入下一章:我们刚在智利分手,又在尼加拉瓜重逢｡他掏出他主办的文学刊物,封面人物就是我｡他得意地说:“在你的诗的西班牙译本中,我是最棒的｡”
乔治和戴西随即出现,久别重逢,我们像孩子一样高兴｡戴西的眼睛闪光,似乎在说,看,我终于把你带到了我的祖国｡她把我介绍给诗歌节的组织者和尼加拉瓜诗人们｡“这都是我们当年出生入死的战友｡”她说｡乔治告诉我,今年11月的大选,桑解很有希望重新执政｡戴西将参加竞选班子,一旦成功,她很可能重新入阁｡我们为革命的新曙光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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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为了买牙刷顺便逛逛街｡这是尼加拉瓜最著名的旅游城市,其繁华程度远不如中国偏远地区的县城｡按国民总产值,尼加拉瓜排一百三十一位,是拉丁美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尼加拉瓜(Nicaragua)一词的后缀阿瓜(agua),西班牙文是水｡它西临太平洋,东抵加勒比海｡还有两个大湖,果然水源丰沛｡尼加拉瓜于1821年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1839年建立共和国｡1912年美国在尼加拉瓜建立军事基地｡
农民出身的桑地诺(Augusto C.Sandino),1926年从墨西哥回国,领导金矿工人起义｡同年12月,美国为了支持保守党政权,派出两千名海军陆战队登陆｡桑地诺带领着二十九个伙伴进入了山区,展开游击战,队伍不断壮大｡人们称桑地诺“自由人的将军”｡当时全世界只有六百多架军用飞机,美国竟派出了近七十架对付尼加拉瓜游击队｡1928年美国胡佛总统提出与桑地诺谈判,被拒绝｡美军终于在1933年撤出尼加拉瓜｡1934年2月21日,桑地诺应邀到首都马那瓜共商国事｡当晚,国民警卫队司令索摩查在总统府设宴招待｡酒宴结束后,索摩查指派的凶手在暗中开枪杀害了桑地诺｡索摩查1936年就任总统,建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家族独裁统治｡
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生于1946年,被西方媒体称为“天生的革命家”｡他父母都是坚定的革命者｡1961年以桑地诺命名的桑解宣告成立,年仅十五岁的奥尔特加加入后,立即和伙伴抢劫了“美洲银行”的一家分行,为革命带来第一笔“启动资金”｡1979年,桑解发动总攻,索摩查三世逃往美国,桑解成立了民族复兴政府｡后当选总统的奥尔特加,取消美国在尼加拉瓜的一切特权｡美国总统里根宣布进行经济制裁,同时支持尼加拉瓜右翼势力,发动内战｡1990年大选,内外交困的桑解,终于败给亲美的反对派全国联盟｡
这一历史转折改变了戴西的生活,她退出政坛,离开故乡来到美国,认识了乔治,在旧金山定居下来｡而我也由此通过乔治和戴西认识了尼加拉瓜｡
是夜,在一个烧毁的教堂前举办诗歌诵会｡先由政要讲话,为一个纪念铜牌剪彩,上面刻着“这里是格兰那达”｡
威廉•沃尔科(William Walter)是十九世纪美国最出名的海盗｡行医､当律师､办报纸都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他好勇斗狠,开疆拓土｡1855年5月,带领六十名散兵游勇从加州启航,抵达内战的尼加拉瓜,占领格兰那达,自封为尼加拉瓜总统,规定英文为官方语言,推行奴隶制｡在尼加拉瓜人的反抗下,1857年他逃离格兰那达前烧毁了许多建筑,在废墟上写下“这里曾是格兰那达”｡1860年,他再次去尼加拉瓜远征,途经洪都拉斯时被捕,后被军事法庭处死｡这个沃尔特多少有点儿像山姆大叔早年的漫画式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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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和《新新闻报》主编与我共进早餐｡我跟哈罗德头天约好去马那瓜,他请主编推荐值得一看的名胜古迹,首选竟是他们报社｡我们搭两位台湾诗人的顺风车,到了马拉瓜换乘出租车来到《新新闻报》报社,这是尼加拉瓜第二大报纸,第一大报叫《新闻报》｡依此类推,第三大报纸应叫《新新新闻报》才对｡进了《新新闻报》的简易楼,哈罗德把我推给准备采访我的女记者,自己忙着去办事｡“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是女记者的头一个问题｡一见哈罗德回来,我站起来说:“我不能接受这采访,她连我打哪儿来都没闹清楚｡”女记者不肯罢休:“我可以问一般性的文学问题呀｡”“那你找别人去问吧｡”我说｡
出了《新新闻报》来到隔壁的《新闻报》,哈罗德索要有关诗歌节报道的剪报后,我们往湖的方向*5*6｡马那瓜与其说是个都市,不如说是个大村庄,其赤贫程度让我吃惊｡我说起美国入侵和左翼革命｡哈罗德愤愤地说:“可别跟我提什么桑解,这个国家就是被他们搞糟的,执政十几年,搞国有化倒好,先把自己腰包塞满了｡”我反驳他的说法｡哈罗德说:“我从来就不是右派,拉丁美洲作家没有几个是右派｡但我对那些打着各种旗号的左派有足够的警惕｡他们一旦上台全都变质了……”在大太阳底下,我跟哈罗德两个老外,为第三国的政治现实争得脸红脖子粗,汗都下来了｡
一个推车卖冰棍的人带来了凉意,让我们冷静下来｡我们决定包下辆出租车,去报社以外的名胜古迹转转｡老司机皮肤黧黑,很健谈,乐于充当我们的导游｡我们先沿市中心兜了一圈｡那里一片废墟,只有一栋高楼孤零零地立着,据说那是有丰富地震经验的日本人盖的｡1972年圣诞节前夕,马那瓜发生大地震,百分之七十的建筑物倒塌,二十五万人无家可归｡祸不单行,尼加拉瓜又在1998年受到飓风毁灭性打击｡鉴于天灾天祸,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决定放弃尼加拉瓜的巨额贷款｡
桑底诺塑像立在湖边山坡上,巨大身影投向天空｡在历史的广阔背景中,一个民族英雄是多么孤单｡
说到11月的大选,司机说:“要说我是桑解的老战士了,但他们让我厌倦｡我当然还站在左派一边,但不会再选原来那批人马了｡”我让哈罗德问他知道不知道戴西,司机回答说:“当然,那个游击队姑娘,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她｡她是个好人｡”从马那瓜回格兰那达的路上,开出租车的小伙子年仅二十一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提到大选,他痛快地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谁给钱我就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