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总是劳动在追逐资本
作者：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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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赵本山的小品对他们产生了不少影响,他们编起词来,都一套一套的｡
这些拥有资本的摊档,一方面承受较高的经营成本(更多的是内部竞标抬高的),另一方面也难以达成有序的合作与共谋(即使是6个汤口镇本地的摊档,也难以合作起来,加之山上有风景区垄断控制的摊位,更难以达成合作),于是朝向游客并相互倾轧的竞争,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上演着｡如果说黄山旅游开发收益有当地人的参与和分享,那也只是政府和他们几个摊位经营者参与和分享了｡汤口镇政府没有任何风险地每年稳获摊位竞标款,而摊位经营者在成本固定的情况下,从游客身上赚尽可能多的钱｡至于汤口镇的其他百姓,由于没有收益自动分享机制,则只能靠自己利用饭馆､旅店､导游､商店､兜售土特产等方式去瓜分残存的旅游利润这最后一杯羹了｡山下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年长妇女们,就是这样以每日的等待苦缠,来赚取游客压价购买后的哪怕一两元的利润｡
云谷寺摊位的摊主为我解开了“为何缆车不运货,而几乎所有东西都要挑夫挑上山”的迷惑:索道公司､旅游管理区以及各个宾馆都不隶属一个单位｡索道公司每天光拉游客就忙不过来,不愿意拉货｡因为拉一个客人上山或下山,单程就要65元｡而雇佣一个挑夫,每次挑的货物会占两个游客的位置,成本不过在35-60元之间｡相比之下,宾馆､建筑工程使用挑夫更加划算;索道公司运人而不运货更加划算｡挑夫们的工资,由于有索道这个强大机器作为可替代的竞争对手,自然也不可能抬上去,何况又是在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情况之下呢?挑夫们甚至要感谢索道公司的高价,使他们有了“劳动替代资本”的生存空间｡否则,他们可就失去了活路｡那些同情挑夫境遇,但发出为何不用缆车之询问的游客,正戳到了挑夫的痛处｡挑夫们对索道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既爱又恨｡好在,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两相无事｡
4.与船工的聊天和观察
在歙县,我重点游览的不是蜚声中外的棠樾牌坊,而是徽商发源地——渔梁古坝｡据当地人介绍,渔梁坝始建于隋唐时代,明朝完善｡以青石筑坝,拦起练江｡形成练江—新安江—富春江—杭州的水路动脉,连年行商运货,渔梁一时繁盛｡渔梁镇(现为歙县城关渔梁街)有茶叶码头､盐运码头､杂货码头､私家码头等多个功能分区｡自解放后新安江大坝一建,围起一个千岛湖,也就阻断了歙县往杭州的水路,渔梁坝至今除了发挥点蓄水功能外,就只有历史文物价值了｡此地也就变成一个旅游点,而非商贾码头了｡
我由歙县县城在细雨中步行两公里,到达了渔梁古镇｡村民指点,不需买门票,直接就可以走老街入渔梁坝｡于是,我穿过渔梁老街,一路来到了以青石铺就,坡度缓和,极富徽人智慧的渔梁坝｡在雨中,我上了渔家(实际上已变为旅游船只)的船,和他们聊了很长时间,最后由其中一位船工由水路送我回城｡
船工们告诉我,现在渔梁古坝风景区共有大船4条,小船6-7条｡一般说来,大船不搭散客,只经营包船,小船则可以坐上五六个人｡大船以晚上本地人在此包船游览玩乐为主,一次付几百元｡一位50多岁的独眼老船工告诉我,他的两条大船最早在此经营｡主要让本地人在这里晚上游乐,更乐意让老板们聚赌｡若只是小赌,他干脆不接,只有输赢至少几千上万的大赌,他才接活儿｡因为他可以从中抽5%的赌资作场子费｡这可比纯粹的船运卖力气挣得多了｡作为经营成本,每条大船每年交5千元管理费,小船则交3千元管理费｡大船一年的维修费也将近5千元｡所以独眼船工说,他的两条大船,一年的成本也得一两万｡但现在看来,他能够轻易地挣回来｡
一位1964年出生的叫张振华的年轻船工比较勤快,也很健谈｡一开始就是他主动拉我的生意,要我坐他的船｡他说他见的世面大了,光中央电视台､省里､市里的电视台采访他,就有好多次,他还拍了诸如《走遍中国》(中央电视4台播放)､《行走的鸡毛掸子》(台湾摄制)､《走出蓝水河》等专题片或电视剧(实际上只是上了镜头,可能有几句介绍渔梁过去风光的台词),还有不少北京､上海､广州的摄影师和他合影等,所以,他很不在乎我给他照相的要求｡但深谈起来,他并没有获得这些电视片的录像带,甚至连照片也没人给过他｡好不容易上海的一位他称为“摄影师”的人,给他寄了一张照片,他就很上心,把这张照片剪裁印到名片上｡所以,一旦我承诺给他寄照片,他还是很高兴｡
在他专门趁雨歇回家,给我拿他的名片的时候,另外两外老船工对他的“吹嘘”颇不以为然:我们见的世面比他大多了,只是我们不会吹｡连邓小平的秘书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都接待过,别说各地的安徽大老板以及来看､拍摄徽商故事的人了｡他们因为拥有大船,对张振华仅有两条小船也看不起,实际上,可能更深层的对他只是掏力气赚撑船的小钱,而不能像他们那样赚团队包船､大笔赌资,而颇有睥睨之意｡实际上,这更坚定了我坐张振华的小船,按约定的15元价格,由他送我回城的决心｡
一路上,张振华给我讲解了茶叶码头､盐运码头､杂货码头等渔梁繁盛时期的古迹所在地,还讲了李白问路独脚亭的掌故等,也给我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他们祖祖辈辈都可以叫作徽商,因为都做生意｡至今,他岸上还经营着饭馆､旅店生意｡原来,他是下水打鱼的,但在水里时间长了,得了风湿病｡就在船上撑船,不再下水｡他说他继承徽商传统,诚实劳动,讲究信誉｡上船前说是15元,就是15元,绝不中途加价,搞得大家都没意思｡以后我有朋友来,可以再坐他的“渔家游船”｡
行至中途,他告诉我,渔梁镇的对岸,有两条山延伸到中间,有一个小山包,叫作“二龙戏珠”｡当年岳飞打仗经过此地,都不敢让人们这么叫,怕皇上怪罪｡
张振华还告诉我,他们渔梁街上的百姓,都反对这里搞旅游,因为对老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才会有居民这么主动地告诉我不用买票,直接走老街就可以到渔梁坝｡如果是居民能分到一点红,哪怕是一年三五十元,我也就别想逃票了｡即使我逃票下到渔梁坝,他也会告诉管委会,收我的门票的｡可见,如同黄山一样,这里也没有旅游开发收益让当地百姓分享的机制｡
5.与其他人等的交谈和观察
在黄山旅游途中,我还和许多旅游利益相关者聊过天,或做过观察,可以列举如下:
A.拣山工｡与挑山工类似,拣山工在黄山狭窄道路上的上上下下,也成为黄山一景｡拣山工通常左手拎着一只垃圾袋,右手拎着一只长腿钳,上上下下把散落各处的垃圾拣起来,并按可回收与否进行分类｡一位拣山工告诉我:“我每天上上下下四五回,习惯了,你们上这么一回,当然受不了｡”他们领固定工资,工作相对于挑山工要轻松许多,同时他们与游客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来往,所以与游客的关系,轻松而自然｡
B.轿夫｡上上下下的抬滑竿者,都自称自己是拿固定工资的,从游客手中只能拿到辛苦后的小费｡但实际情况可能未必如此,否则,他们不会这么卖力地招揽游客,急于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他们不愿意与我这个执意不坐滑竿者交谈｡但据我在几个固定摊档的观察,他们一直在观察上上下下的可能消费对象,并十分努力地招揽:“上去还好远呢,累坏了腰腿,等一下好风景就没心思看了｡”“下山还远着呢,伤了腰腿,回去还要推拿,多不划算｡”“年纪大了,别逞能了……年纪轻?体验一下嘞,好玩着呢!”“来来,坐轿子嘞,给你优惠一点咧｡”我看到两位抬了一个较胖的三十五六岁的老板模样的人,旁边有几个可能是手下的,一路跟着｡轿夫从慈光阁抬到立马桥后,休息了一下,老板极阔绰地要手下给他们每人买一个苹果(3元一个),补充补充｡于是,轿夫的谀声四起:“还是抬老板好,有份量｡老板抬着让人舒服｡”而当这个老板下来走走,让他的小蜜坐在滑竿上后,他们马上转口:“抬小姐,好有劲头｡我们是拿死工资,就靠小费了,只有小费才是我们自己的,等一下小姐多给点小费｡”轿上的小姐打趣他们:“你们一个月挣多少,每个月有没有两万?”轿夫苦脸:“我们要是每个月赚上两万,还不养上十个八个的?”小姐则进一步打趣:“就冲你有钱就变坏,我也不给你小费了｡”不少游客对轿夫如此辛劳抬人,颇为不满｡一方面对坐者:“太残忍了,你这不是剥削么?要想省力气,咋不去坐缆车呢?你看看人家两个,背上全是汗,呼哧呼哧的｡这轿子又忽悠忽悠的,还不安全?!”另一方面对轿夫:“你咋不干点其他力气活儿呢,搞这个这么累?打打工也好呀!”坐者和轿夫都不语｡我想,他们可能都不以为然｡轿夫甚至还想:找其他工作,那么容易吗?有人给我那么多钱吗?轿夫的不断拉客行为,实际上是在宣示:求你们来“剥削”我吧,求你们对我“残忍”些吧｡只有这样,我才会有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