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总是劳动在追逐资本
作者：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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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黄山缘
与黄山结缘,至少十年之久了｡1995年4月底,我还在读研究生时,趁着课余连同“五一”假期的时间,由天津就跑来黄山游览了一趟｡那次不巧,在黄山的两日,一直在下雨,雨停的时间,大概仅有半个小时｡两天下来,带着全身湿漉漉的水汽和浓浓的遗憾离开了黄山｡
此次得赴南昌参加农村宗族会议之便,我在十年后终于找到一段时间去补我的遗憾了｡会后,马上取道婺源,一路赶赴黄山,以期再览山水秀色｡但是,十年期间,我已由一位纯粹的旅游观光客,转变成了观光之余,愿意琢磨点儿事情的文化旅游者｡这几年四五十万字的游记,就一直记录着自己在有所感动时的游历历程｡此行前,得温铁军先生布置的任务,我要在这段时期琢磨一下穷人经济学的事情,写成文章给他｡于是,此次游历,在二睹黄山风采之余,就是时时留意,并琢磨这个问题｡游历与思考所得,可见下文｡
劳动总是在乞求资本的雇佣
此行,对所到之处无处不在的“资本雇佣劳动”和“劳动替代资本”现象,印象尤为深刻｡在资本所有者面前,劳动者的低三下四､坑蒙拐骗和无可奈何,交织在一起,让人颇有复杂的意绪｡
一到屯溪,我就遇到如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的包围圈:“老板,坐车吧,送到哪儿都行,起步价5块”,“老板,去黄山吧?去看棠樾牌坊吧?去西递民居吗?我马上出发”,“老板,你又不在乎那5块钱10块钱的,加点钱我直接把你拉到黄山去!”这是出租车司机及其拉客者的声音;“老板,住旅馆吧,山上的贵,汤口的也贵,住下来明天一早上山,多好呢!”这是旅馆拉客者的声音;“哎,大哥,歙县的,马上走!”,“黟县,黟县!”,这是小公共汽车的声音;“哎,老板,坐摩托去古街吗?”,“哎,老板,带点儿旅游纪念品嘞?!”……种种声音,加上如影随形的兜售,使我因连日会议和酷暑而昏沉沉的脑袋,一下车就被各种噪声充满着,更加昏然了｡由此,也奠定了此行对“劳动追逐资本”的思想基调｡
1.与人力车夫的聊天
我需要先买机票,就不理这些人等｡出了车站,问了警察,知道周围没有机票售票点,就听他的建议坐车去买｡看着一个个三轮､二轮摩托和人力三轮,我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选择了人力三轮｡一来,我对摩托的噪声和空气污染,一直十分反感;二来,人力车夫的劳动总是更难被雇佣出去,而他们掌握的生产资料更少,人实际上也更老实｡对他们的雇佣,就“转移支付”所带来的效用而言,总是朝向社会福利更大方向的｡实际上,这个车夫不接受警察对我所言的2元价钱,坚持要3元,我做了个让步,让他带我买完票,继续回到车站,共5元,他爽快地答应了｡在车上看着他小腿的青筋凸暴,看着他吃力的蹬车动作,我无心观赏周围的街景(不过,屯溪也的确没有什么街景可言),只是无奈｡
买完机票｡我问车夫在哪儿坐车去黄山脚下的汤口更方便,他说火车站,就把我拉去火车站｡火车站没有合适的车子(只有抬高价格,谎称顺路回去的出租车,至少要20元的价格),我责问车夫,他们是不是给你回扣了,或有其他联系,你把我拉来火车站｡车夫忙道,自己与他们无关,往常这里是有车子去汤口的,汽车站只有那种没有空调的中巴,辛苦,还要等很长时间｡但他可能也意识到我不是他常见的那种“老板”,或者不问青红皂白地坐上车就走,或者稀里糊涂地就这么的了,怕再去找车的麻烦｡可能怕我不付他那5块钱的车资,就赶忙又把我拉回不远处的汽车站｡实际上,汽车站不到10分钟就有一班车开往黄山方向,我马上就可坐上车赶去黄山脚下的汤口镇了｡
一路上,我询问了他的生活情况｡他家在屯溪郊区农村,儿子十五六岁就上了技校,学了电子,“分配”到浙江永康上班,女儿还小,在家上学｡人力三轮车每月的缴费负担不重,只交50元管理费,但全城600多辆三轮分为三种颜色,平均一个月一种颜色的三轮只能上10天白班,还可以上10天晚班,另外10天不能上街拉客(后来一位的士司机告诉我,实际上是按星期来的,人力车夫可以拉一个星期的白天,一个星期的夜晚,三种颜色的车子轮流来｡不管怎样,这样辛苦和低报酬的工作,由于竞争者众多,不得已做了三班倒的工作机会分享)｡白天和夜晚班的分界线是早上7:30和晚上7:30｡白天班时,他这个季节一天通常可以拉到七八十元,晚上只有三四十元(他晚上11点就收班回家了,原因是怕晚了流氓､醉汉､吸毒者可能抢､砸他的车子,打他并可能抢他的钱,这时的客人实际上也很少了)｡这样,他一个月通过这种苦力,能得到1000元多些(比起出租车来,要少许多｡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在黄山市,出租车司机通常每月可以净收入三四千元,每年交份子钱一万多元,比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负担轻多了)｡车夫在家还种点地,搞点蔬菜以及养殖等,补贴一下家用｡
2.与挑夫的聊天和观察
到了黄山,除风景之外,一路让人啧啧惊叹的,莫过于一个个挑夫(或曰挑山工)了｡与大多和游客有接触的旅游利益相关者相比,挑夫是游客所见最多,又最冷漠,最少与游客交谈的了｡的确,他们是被山上的宾馆､店铺与施工工程雇佣,其收入来源与游客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反而不得不在狭窄的山路上经常与游客有些磕碰和相互的滋扰｡所以在游客面前,他们是最有骨气的了｡但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却不得不每天挑起少则150斤,多则200斤的担子,每日走我们这些空手上下的游客一日之内也几乎难以完成的上下山路程｡他们的这种辛劳,只为换得每斤3毛钱的报酬｡
我从慈光阁上山时,最先交谈的那位挑夫对我最不客气:
问:师傅,一天要挑几趟呀?三趟要不要?(因为我事先问了山上的垃圾清洁工,以下称为拣山工｡他说每天都要上上下下四五趟,就是这个经验,使我犯了一个大错误)
(无语一时,然后冷冷地白了我一眼)答:我说你大脑有毛病呀!?三趟!你空手走三趟给我试试?
问:可拣垃圾的师傅说他每天都要四五趟?(我被噎得够戗,几乎还没有人说过我智商成问题呢!)
答:他空手!而且只管一段,我们要跑全山,一直到山顶!
话说完,他不再理我,担起挑子,咯吱咯吱地又艰难地挑他的山了｡
他的这些呛人的话,引起了我不少思考｡上山伊始,我就试图记录和诠释黄山旅游产业各利益相关者的言行,已经在我的游记本上记了好几页了,但是,我忘了自己同样也是一个利益相关者,仅从旅游者本位考虑,没切身体会到挑夫的诸多辛苦｡当然,原因还在于,我刚上山,对上黄山的艰难程度没有体会｡十年前上山,当时年轻体力好,而且细雨中上山,不受热气蒸笼的煎熬,还是相对轻松些｡而我此次走走歇歇上山,一路到北海时,已是从早上8点走到了晚上7点,11个小时了｡第二天由始信峰下山,也走了四五个小时｡这份艰辛,是我1994年登泰山时才曾经有过的｡虽然2002和2005年两次在欧洲,我也有多次一天十多个小时走路旅行的经历,但几乎从未曾有如此的体力耗尽之感｡一天能够上下,对空手登山的我来说,亦不是一两天的锻炼能够达到的｡以至于我对自己不坐缆车,以自己的劳动替代资本的行为,也在路途中屡屡产生动摇与怀疑｡设身处地,挑夫对我这种近乎脑子进水的问题所做的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许多游客向挑夫询问的问题,则几乎只有一个:“这么辛苦,干吗不用缆车呀?”而挑夫要么不回答,要是回答了,就挺呛人:“用缆车?把缆车压坏了你们谁负责呀?你们谁还能坐呀?”而一位挑着硅酸盐水泥的挑夫则更了解缆车:“水泥脏,不能用缆车,怕弄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