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先生书生，百年知命

作者：叶　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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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段时期,冯至需要措手的事务吧｡在北大,他参加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委员会,要开设专题,以冯至的学养,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公共课,恐怕决非其长｡他当西语系主任,更需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处理日常的行政工作,这当然不能妨碍他坚持在第一线进行德语教学｡然而,决不仅如此,他要出国访问,他要出席会议,他还要去参观､访问､视察,他的足迹走出了书斋,踏进农村､厂矿……这也难怪,诗人的消逝,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此期冯至诗歌创作的数量并不少｡1949年12月,冯至就写了一首《握手》:“今天,在北方的莫斯科/有两个伟大的人/他们兄弟一般地握手/这是六万万的中苏人民/在紧紧地握手｡”对领袖的信仰与人性的美好,他所表现出的那种真诚与虔信,是一点不掺虚假的｡所以他会说过这样的话:“新中国的诞生使每个中国人民亲自经历了一次新生｡我于是又利用我业余的时间重新写诗,又重新把诗当作我生命的一部分,不肯割舍｡”冯先生真的是在努力地书写,但这种转变,不是“诗的历程”,而是“思想变化的过程”,所以他有这首《我的感谢》:“你让祖国的山川/变得这样美丽､清新/你让人人都恢复了青春/你让我,一个知识分子/又有了良心/……/是你唤醒了我/扫除了重重的灰尘/我取出来这颗血红的心——/朋友和敌人划清了界限/真和假也有了区分”｡对于后来人,这种语言表述的方式不太容易理解,但放在那样的历史语境下,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冯至才会有那样的大白话式的表达:“你是我们再生的父母/你是我们永久的恩人”｡他写城市,写乡村,赞美黄河,赞美鞍钢,立志写出“社会主义的新诗篇”(《登大雁塔》)｡新则新矣,诗则未必｡对自己的一时激动之作,如诗歌《咏张明山》､报告文学《张明山和反围盘》,他在晚年曾坦率直言:“它不值得提及,没有任何文艺价值｡”(1990年6月18日致蒋勤国信)甚至包括对当年甚为畅销的《东欧杂记》,他在晚年也不愿为人题字,理由是:“对我不满意的著作,我是不会写字赠人的｡”
　　与对此类诗的态度不同,先生对那寥寥可数的二十七首“十四行诗”却是爱护有加,内心不乏得意之情｡关于《十四行集》的影响,冯至这样说:“在1940年代的西南联大,我的十四行诗在一部分教师和学生中得到称赞｡后来有一段时间不大有人提及了｡何其芳曾写过一本书叫《诗的欣赏》,他肯定我早期的抒情诗,对十四行颇有贬词｡可是在国外,《十四行集》有数种语言的译本｡”对于一贯谦谦君子的冯至来说,只能如此表达,但仔细品味,字里行间,至少有一种“敝帚自珍”的感觉｡也难怪,这其中的“诗意”才真的值得揣摩呢?
　　
　　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
　　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
　　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
　　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
　　
　　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
　　也有几条婉转的小路,
　　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
　　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
　　
　　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
　　还有些年纪轻轻的男女,
　　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都
　　
　　给我们踏出来这些道路;
　　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
　　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
　　
　　——(《十四行集》,《冯至全集》第1卷第232页)
　　逝者已矣,先生那代人,是何其幸又何其不幸,经历过那么多的世代更替,生命阅历可谓极为丰富,而无论是政权易手､民族战争,还是烽烟不断､运动频繁……同样也给诗人的“创造生涯”带来必然的实际生活影响｡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其实更多也只是一种美丽的文化想象罢了,真正亲历者,方才可能有那种切肤之痛的“肺腑之言”｡当我们从沉重的步履中慢慢清醒起来,细细地梳理先生那代人走过的风雨人生路,生出的不仅是良多感慨,更多的该是对自己这代人的警醒｡无论如何,时代是在不断进步着的,条件是在不断改善着的,电脑与网络,恐怕是那个年代的人无法想象的事,而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更为我们的前进提供了强大的助力｡由此,我们应当更珍惜着自己脚下的道路,不要看轻了所迈出的每一步｡
　　据冯姚平先生(冯至之女)说,先生还留下了日记的手稿,不多,但当初并未整理出来,故没有收进《全集》,这是很遗憾的事｡但好像有些发表在了《新文学史料》上,它们对我们理解冯先生那代人无疑更具意义｡我们期待着更多､更近､更体贴地走入冯先生的心灵世界｡
　　叶隽,学者,现居北京,曾发表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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