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先生书生，百年知命
作者：叶 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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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先生诞辰百年矣｡从1905年到2005年,不说是沧桑巨变,至少也属山河变色｡从彼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厦将倾前的此邦危机,到今日“和谐社会”目标从容设定的“和平崛起”姿态,现代中国已走进了又一轮的时代潮流｡先生高寿,年近九旬,当可谓这时代之变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先生遽归道山之时(1993年),我还是德语文学专业的一名本科生｡那时只是从老师们的言说中知道,中国德语文学界有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所谓“北冯南张”,其中的北冯就是冯至先生｡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选择先生作为自己进行留德学人研究的重要个案之一,通过先生的种种文本,得与先生的精神之灵,穿越浩淼的时空界限,而能时常相处,常有启迪,已五载矣｡十二卷的全集,虽未能尽数深读,但其中所蕴涵的奥义风骨,却大致不脱我心｡
后来进入社科院外文所,来到先生长期供职与开创事业的地方,真是别有一种亲切与伤感｡亲切者,由于专业的关系,得与先生的弟子与亲人相交往,耳闻先生的一些旧闻逸事,参之以纸上得来的印象,颇有感慨;伤感者,斯人已逝,纵使“冠盖满京华”,终究难得亲身得承教诲的“立雪程门”｡而那日与同事一起去帮助处理先生的德文藏书,来到先生生前的居所,自然是老式的屋子,格局一看就知道,房间都很宽敞,但明显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看到那个时代人的居住环境与状态,仿佛冥冥中又见到先生宽厚慈爱的笑容｡先生的中文藏书已大多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次捐给社科院的是他的德文藏书｡看看不多,几大书架的书却让我们打了四､五十个箱子,忙活了整整大半天｡这些书,现在放在社科院图书馆的地下室中,但又与德文图书分开摆放,另立专区｡借着地下室中极昏暗的灯光,先生的专区图书更是“几不见光”,我翻检着先生的书籍,真是感慨万千,一是惊叹那时的中国读书人竟然如此“富有”,可以如此规模地购藏德文书籍;二是先生对德语文学的涉猎真是相当之广泛,博览群书,当然是一种理想境界,其它不论,但就“德语文学”来看,先生当算是做到了的｡德语文学主要大家的集子,先生基本都有,而且有时还有不同的版本｡我当然不敢说先生每册都通读审思了,但既为藏书,先生至少是翻阅过的,这在先生关于德语文学论述中的“零星慧见”中可以得到印证｡总体上来说,以冯至为代表的这一代德语文学研究成就不太高(以成果论),但其学养与见地可能至今尚无人能超越,其专业成就得失容后细述,此处不赘｡
1950年后的冯至,既为诗人兼学者,又是党员兼领导,其标本意义值得检视｡应该说,就冯至的个体气质而言,无疑是个非常纯正的诗人,后来经了学术研究的打磨与现实客因的刺激,而渐渐向政治的方向靠得近了｡这是一件不自觉而又非常无奈的事｡对于现代中国的进程来说,“书生意气”只能说是一种可意会而不可实行的“奢侈品”｡冯先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在1950年代前后尤其是如此｡此时的冯至,年在知命前后,对世事人生,想来都有了非常刻骨铭心的认识｡既有过经历五四的遥想当年,又有过漂洋过海的留德生涯,再加上抗战烽火的家书万金,解放前后的政治选择,说此时的冯至是“胸有成竹”,当然不合适;但说他是“向往未来”,可能一点都不错｡在经历了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年代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可能不对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过去”感到极度失望与悲哀,而对共产党所象征的“未来”有一种热切期待乃至寄托｡冯先生绝对是个“常人”,他的这份心思不但与常人无异,甚至表现得有些激切｡
比较一下陈铨的历史命运,可能看得更清楚些｡当年在西南联大,冯､陈二人都是德语文学抗牌子的教授,彼此年龄相近､经历相同､爱好相似,但价值取向不太一样｡陈铨挟着自己的一股青春凌厉(虽然他的年纪早已不再年轻)的气息而“以笔为旗”,参与到“战国策派”抗战建国的“狂飙运动”中去｡冯至则略显自在地徜徉在昆明城内,在轰炸声中自得地创作着“时代之诗”｡陈铨终究“因言得祸”,在1949年之后先是因院系调整而到南京大学,后来更是被“打进冷宫”,当了图书室的管理员,时为学生的杨武能对此似乎“记忆犹新”｡冯至不一样,1949年之后他不但继续当教授,而且成了领袖群伦的北大西语系主任｡就世俗意义上的人生沉浮来看,他“混”得很好,这虽是事实,但这种说法显然不合适｡这其中,固然有学术因素的作用,但决不仅仅是学术在起作用｡想想看,若论学问,朱光潜､吴达元､闻家驷､杨业治､郭麟阁､李赋宁､杨周翰､罗大冈､赵罗蕤､田德望等等,可谓一时“精英荟萃”｡那,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新政权的“慧眼”落在了冯先生身上呢?这当然与冯先生在此前的“政治表现”有关｡
1950年代,先生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写《杜甫传》｡这种“忧国忧民”的传统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主要是从鲁迅先生那里来的｡早在当初办沉钟社时,冯至等就与鲁迅颇有往来,受到他的影响;1935年冯至留德归来,拜访鲁迅先生时,被告知要睁开眼睛看社会｡这可以被看作是鲁迅先生的临终遗言吧,我想这对于习惯了书本思考的冯至的思想转变是有很大刺激,他日后的发展轨迹也能看出这点来｡1943年时,他曾有诗云:“都道中原敌势衰,名城底是几时回?健儿血染神州土,大陆驰驱国难财｡”(《报纸盛传今年将为“胜利”年感赋》)讽刺的就是当时国民党的腐败｡
这一点随着抗战的胜利与国共之间的兵戎相见,越来越突显出来｡到了1947到1948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浪潮中,尤其是学生运动中,冯至更是显示了平日不易一现的“书生热情”,在这期间他不但“也多次参加了集会,在有关的声明和宣言上签名,与朱自清､李广田等友人同声相应,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还有“挺身而出”的实践勇气｡1948年4月,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柯在铄等十二人,北大学生则齐集民主广场围护此十二人,并喊出“一人被捕,全体坐牢;一人受审,全体投案”的口号｡教授们也召开联谊会以支援;而“在这关键时刻,冯至受全体教授的委托,作为代表来到了学生中间:我们全体教授愿意誓死支持你们的要求!”1991年6月周棉为写《冯至传》与冯至核实此事时,冯至补充修正如下:“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觉得应该讲几句话,我就找了几个教授商量了一下,到学生中间去了｡”
事后追述,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总体而言,其事当有所实据｡冯先生表面谦柔的背后,其实也有更“刚性”的一面｡而到了1949年北平“围城”前后乃是中国知识精英不得不做出重大生命选择的关键时刻,当时冯至先生在北大教书,身兼名教授与名诗人的双重身份,他的言行思考,也值得加以关注｡1948年时,国民党在撤退之前,曾试图南迁北大,或者诱迫教授们去台湾,有人走了,有人留下了,前者如胡适,后者像冯至｡去留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决断,这也就不难理解,1949年2月3日当人民解放军举行进入北平的入城仪式时,冯至是与袁翰青､费青等走在北大游行队伍最前列的教授之一｡而在欢声雷动､载歌载舞象征新时代到来的活动中活跃的冯至身影,只是他1950年代“走出书斋”的最初一幕而已｡
1949年可以说是一个序幕或过渡,这一年对冯至是个转折｡7月份参加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他的代表性就相当突出,既是学者,又是作家,所以也就难怪被冠以众多头衔——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即后来的全国作协)理事等｡进入1950年代以后就更多,北大西语系主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等｡就一个无意从政的文人来说,他所得到的,虽不过是“锦上添花”,但却至少彰显出上层的“垂青之意”｡对比当年在北大就学时的恩师杨丙辰的时代状况,真是“天壤有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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