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天堂何处？
作者：边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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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二百年前的英王们，也并没把这里认作天堂，他们是把这里当成了监狱的。那时的欧洲正是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或许是法兰西1789年7月巴士底狱的陷落和革命红色恐怖的绞刑架，刺激了英王贵族们，他们决定把人满为患的帝国监狱，大批移往澳洲，这片他们原以为是“世界的尽头”、“被上帝遗忘了的土地”。
他们梦寐以求的天堂不是澳洲，是哪里呢？正是我们古老的已被耕种了上下五千年的母亲的土地。十三世纪马可·波罗一本口述游记，激发了欧洲人贪婪的好奇心，越是撬不开东方“天朝”的大门，越是奇妙幻想，那里琉璃瓦的楼阁，披金戴玉的官员，绫罗绸缎的仕女……上流社会把用蓝白相间的瓷器饮茶，当成时尚。天朝天子乾隆皇上给英王乔治三世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王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之润。”
1830年《悉尼公报》一名记者写道：“遗憾的是这个大岛（澳洲）的邻居们，都是富裕而古老的国家，他们不需要我们任何东西。”
1788年在第一批囚犯移民当中，一个女囚写信给英国家人说：“她（悉尼）有两条街，如果那有着四排悲惨的小屋子的地方可以称作街的话。我们欣慰地满怀希望的是，有茶自中国来。”
天朝何处？总督菲利浦回忆：“有些人离开了殖民地奔向中国，他们以为中国离这里只有一百五十多公里。”
可以想象，在这些身处绝境，仍心存命运彼岸，拼死逃生的囚犯中，会有不少采石场的冉阿让们，贫民窟里偷面包、硬币的少男少女们，还有策划起义的市民和大学生革命家马吕斯们……可谓当年一场多么慑人魂魄的冲浪运动。后人在悉尼城周围发现大量逃犯的尸骨。
天朝的大门终于被毒品加火药松动了。中国沿海的贫苦农民、渔民，开始从门缝向外望。资本世界最耀眼的东西是金子，当时轰动世界的两大金矿，一个在北美的加利福尼亚，一个就是澳洲东南部的维多利亚州。1859年大批华工涌向这两个地方，后来的史学家称他们是世界移民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
那里真是黄金筑就的天堂？
巴拉列金矿是1851年被一个放羊牧童发现的。它离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市两个小时的车程。据说当年这段路坐马车要走两天。这个因为黄金繁荣起来的小镇，如今金子已不开采了，矿井和镇容却为参观者保持着原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屋、邮局、银行、咖啡馆、面包房，现代居民穿着复古的长裙、燕尾服，乘高头大马的四轮车绕镇一周八澳元。这里地处大陆最南端，秋季很凉，那天正是霏霏细雨，很能想见当年华工的艰苦。镇子边上支着一群帆布帐篷，是华工营地，在冰凉的洗金子的水流旁边，人们睡在地铺上。英国人种植和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胜利，帮助他们度过了国内的危机，十九世纪中叶，他们结束了向澳洲输送犯人的政策。身价低廉的中国农民，就代替了囚犯，成了最苦的苦力。营地上飘着一个中国茶馆的幌子，还有一座小小的关帝庙。是苦力们的精神慰籍吧。
对于许多华工说来，那里是地狱。
1851年，帕玛将军号船在厦门招募了332名华工，路上饮水不净，230人得了痢疾，63人死亡，靠岸时，140人得了败血症奄奄一息。还有一艘圣保罗号，从香港出发时327人，到达黄金海岸时只剩一人，名叫阿福。
白澳政策承认华工是“殖民地的活血”，可只有欧洲白人才是这里的主人。1901年的“移民限制法案”便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他们对华人有过这样的比喻，“可在极差的条件下成活，他们简直就像是沙漠仙人掌一样的植物。”
翘首回望，多数人的天堂，仍是穿越赤道的回故乡之路。挖到金子的华人多数回老家团聚去了，部分人留下来，有了资本，娶了英国女人，定居做生意，买地办农场。华人比较成功的行业是开木匠铺做家具，还有种植蔬菜果树，开菜市场，早期的白人不会种菜。当时“菜市场”就成了华人区的代名词，后来才称唐人街的。这些人大布衫、大斗笠、挑着竹子扁担走街串巷送货上门，很让当地政府头疼不好管理，却深受主妇们的欢迎。
白澳政策的歧视里，也含着对华人成功的嫉妒，认为他们抢占了白人的金子和就业机会。好些第二、三代华人移民，长得像他们的老祖母，和英国人一个样，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就因为有华人血统，不被当成澳洲公民看待，两次大战都不许参加澳新军团。七七事变后，许多华裔青年要求参军，被拒绝的借口是：农场离不开你们，你们生产的正是前线最需要的物资。珍珠港被炸之后，他们才被信任接纳。华裔青年出海作战的勇敢，也为以后移民政策的开明改进，铺平了道路。
说到种族歧视，我以为：自己不歧视自己，便没人能歧视你。
说到歧视，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在早年的安分守己的华人移民中，普遍存在着对当地白人蔑视的情绪，认为他们“出身卑贱”，多是囚犯及其子孙后代。他们说白人傻乎乎地没心计，蔑称白人为“鬼佬”、“鬼妹”，这俚语一直沿用至今。
当年菲利浦的“第一舰队”载来1030人，其中七百多人是囚犯。而那些早期的白人移民后裔们，始终对自己的家史充满自豪感，人们讲述自己的先人时，就像描绘英雄传奇，如何漂洋过海，战胜了海盗、风浪，九死一生地在新大陆上开辟家园。一位白人老妇还办了一个私人家庭博物馆，向世人展览她的家族历史和实物，她声称，她的先人被流放的原因，只因偷了一块手绢，比冉阿让还倒霉，不过一块手帕，换来了新大陆的新家园新历史。人生难知祸福。
同是新大陆，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又有各自的不同。对面，以自由女神的名义，烽烟四起，至今仍在用杀伤力可观的现代化武器，输出着民主。可不可以说，罗兰夫人的“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而行”，是对革命暴力的修正？这一边，废奴运动，从君主制到共和制，从帝国的一个外省到主权国家，一切都是静悄悄地和平地进行。偌大的一个澳洲，在世界各种霸权纷争的浪尖上，她总是缓冲地淡现或淡出。
白人学者自己都承认澳洲人懒散。这里的商机，不如美国，也不如香港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这里，高税收（年收入六七万澳元以上者，交税47％）限制了暴富，高福利避免了赤贫。有差别，但不大。人们不热衷银行存款。我住的社区，一所私立学校因学费昂贵，被称为贵族学校，其中三分之一学生，是来自大陆的华人子弟。澳洲人最投入的事情是户外运动，赛马、帆船，全家人趴在沙滩上、草坪上晒太阳。
已退休的堪培拉大学名誉校长唐纳德·霍恩在他的《澳大利亚人——幸运之邦的国民》一书中，称澳洲“不是个竞争奋斗的社会”，“不是一个有伟大发明或独创性的国家”，“事事承袭欧美”，“他们不管世界，世界也不管他们”。他认为是澳洲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削弱了它适应环境的能力，减缓了它赖以生存的本能反应速度”。
我这样想，如果在承袭他人现成品的过程中，吸取所长，又避其所短，这“走自己的路”的过程本身，不也是一种独创？
或许是澳洲人的生活贴近大自然的缘故，他们多少有点土著人的泛神论观点，他们才能把人类的本质，理解得这么深刻：都是一样的平凡。他们不祈望伟人，也没有什么恢宏的理论体系。老百姓也没有“父母官”的观念，没听见他们歌颂谁，说澳洲出了一个什么人之类。他们更习惯于民意的自由表达。“人们既不崇拜政府，也不憎恨政府。在他们眼里，政府只是为自身利益而参政的另外一些澳洲人，而这些人也得使其他人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否则他们就该被解雇”（霍恩）。
我和我先生散步时，试探性地走进社区市政厅，问工作人员：这里哪一天对公众开放，居民可以和市长谈话？她回答：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一天，但要事先预约。她给了我们一个名单，印有所有市长们的名字和办公电话。最让人意外的是，还有手机号码。我们约了一位来自香港的华裔市长王先生。他是自己开私车来的，没有司机、秘书、随从。他介绍了他的工作内容：遇有大事如修一座桥，拆一片绿地，废立一个章程，要登报启事，约市民到市政厅来自由辩论，然后七名市长投票决定。政府，就是服务机构。账目完全公开。他回答我的提问：腐败？当然有，但监督的机制完善，力度也大。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位华裔官员，因酒桌上的金钱交易，被媒体当场曝光而下台。悉尼市政厅门前，著名的乔治大街上，时常有人和平请愿，成了市区一景。这也许就是沟通渠道，“流水不腐”，才是社会稳定、矛盾走不向激化的原因。政府大楼门前的旗帜上有一段话，表达了在里面办公的人的胸怀：Care for today Hope for future!（尊重现在，期待未来）
澳洲节奏，就像她的海岸线一样舒缓。现代，却不激进。或许，今日澳洲人血管里的舒缓的脉动，才是《马赛曲》自由、平等、博爱旋律的真正遗传。这里没有对异族、异教、持不同政见的偏见和敌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标语，可以贴上悉尼歌剧院穹顶。阿拉伯社区的清真寺、印度香蕉园的印度教寺庙、华人南天寺的香火，都与耶稣基督同在。土著人社区吸毒贩毒现象难以控制，为防止艾滋病，政府发放一次性注射器。
冲浪者的天堂，让我看到了托尔斯泰主义、甘地主义的可能性、可行性。看到了“和平过渡”、“议会道路”，这些曾被教条主义斥为异端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也许更贴近真理。
我的冲浪即将结束时，又回到了开篇的话题：世无完美。
南极臭氧层的空洞，使澳洲成为地球上皮肤癌发病率最高的地方。
澳洲，到底是个商业社会。临回国的那几天，已从报纸上读到多起牧场主人自杀事件。百年不遇的干旱，使得秀丽的太平洋松环抱着的牧场、农场，倒闭破产。
边玲玲，作家，现居沈阳。主要著作有《女性没有地平线》、《爱在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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