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成功人士”、召唤机制与社会想象

作者：张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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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学校是它力图操控的主要场域，学生是它召唤的主体对象。下面的一份针对大学生思想状况的调查耐人寻味：
　　谁是大学生心目中的成功人士，什么职业是大学生的就业首选？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高校学生思想状况调查研究小组最近完成的一份调查表明，在“心目中最成功的人士”中大型企业的CEO排在了第一，而“就业时优先考虑”排在第一位的则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三资企业紧跟其后。
　　有关专家分析，从调查结果看，“经济型”、“务实型”取向已成了广东高校大学生价值观的主导。无论是就业时优先考虑的单位，还是心目中最成功的人士，高校学生的“经济型”、“务实型”价值取向是很明显的。
　　另外，保尔和盖茨被认为是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价值取向的典型，前者是理想时代的英雄，后者是经济时代的英雄。在两者必选其一的比较调查中，有81％的学生选了盖茨，只有19％的学生选了保尔。由此可见，高校学生价值的“经济型”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当今社会以经济为主导的价值目标相一致的（《大学生心目中最成功人士:盖茨盖过保尔》http://edu.qq.com/2004年4月20日）。
　　如果考虑到我们的各种各样调查具有一定的思想道德评价色彩及代表“组织”的意味，一部分调查对象往往会做出投机行为，他（她）会下意识地把票投向那个设定的“标准答案”，选择盖茨的人数其实可能还会更高。再看下面的这则报道：
　　东华大学对上海高校在校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发现：有34.3％的接受调查的大学生坚定地表示：想成为公认的成功人士并且一定要成功。只有7.1％的大学生表示从未考虑过成为公认的成功人士（《文汇报》2003年11月26日第6版）。
　　可以看出，“成功人士”这一表意符号，已对大学生心理造成了“打压”，使他们在意识上充满了“成功”的焦虑，“一定要成功”将这种焦虑表露无遗。这样的对“成功”、对“成功人士”的认同，不仅在大学生中、更在中小学生甚至幼儿中间蔓延开来，这意味着新意识形态对国人的控制、塑造已经从成人群体延续到未成年人，意味着它对新的主体的塑造已起到很大功效。下面的这则报道已充分说明了问题：
　　一项对年龄四至六岁儿童有关财富的抽样调查发现，中国70％以上的儿童希望能够成为富翁，“每天赚到一万元”是他们想象中富人生活的内容之一，其余还包括：有钱、房子住得好、有小车、有事业（《2003经典语录文选》，《上海星期三》报2004年3月3日第9版“新生活”）。
　　由此看出，成功人士、新富人作为深入人心的符号，已产生了“符号暴力”，表征出强大的功能圈效应。从广度到深度，从主体到现实，构筑起一个难以冲决的牢笼，形成层层叠加互相确认的“镜城”，一个结构之网。它有着普遍性、繁复性和自我增殖能力。这是一个复杂、长期、持续的过程。
　　数岁的儿童早早地就被召唤为主体，积极臣服于“富翁”的主体，那么，问题的实质就落在阿尔都塞所言的“镜像结构”的相互折射上，这些孩子是怎样被表面不同而实质相同的“镜子”照射到的？是怎样被召唤出来的？父母？亲戚？幼儿园阿姨？甚至小朋友？他们是否都作为先在的、既定的特有主体参与了这些幼儿的主体建构？组成彼此互认的镜城，将幼儿笼罩在里面，使他们看不到其它选择的可能和出路？
　　这意味着以追求财富、成为有钱人为主要导向的新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再生产大大加快和提前，而且表明，它是个具有自我再生能力、机制的系统，它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某种形式的权力关系，它在生产一种权力关系的同时，也生产出再生产这一权力关系的条件，以此循环往复、生生不已。教育是意识形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新意识形态召唤出的较早的一批主体一方面自我教育，包括自身和自己的子女，一方面现身说法，说服、吸附广大的民众。
　　新意识形态是“匿名的意识形态”，它是涌动的、多面的、活跃的、易变的、无垠的……众多“飘浮的能指”隐匿其中、显露其中，那么，新意识形态的同一性靠什么维系？“通过某一‘扭结点’（nodal point）——拉康所谓的‘缝合点’——的干预完成的，它将它们‘缝合’在一起，阻止它们滑动，把它们的意义固定下来”（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成功人士”即是这样的“扭结点”、“缝合点”，是它集中的代表符号。可以看出这一符号魔力巨大、深入人心，它不是一种虚拟的想象，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一个“成功阶层”已经出现。“在‘新富人’阶层的身上，正汇聚着1990年代中国的最重要的秘密，一旦破解了这些秘密，也许就能准确地掌握最近二十年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王晓明，《九十年代的新意识形态》，1999）。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全球化、权钱交易、社会结构分化与重组、社会的走向等等，这些复杂的“中国性的问题”无不与“成功人士”、“成功阶层”密不可分，一些负面的问题他们难逃其咎（如“上海首富”周正毅案）。
　　从男性时尚杂志文化生产中的“成功人士”消费、娱乐等生活方式看出，“成功人士”是一种欲望的载体，一种无关乎公共性、精神向度与灵魂自由的物欲符号，一个享乐主义的个体。他追求享受的自由、品位、格调、趣味，而这一切都以金钱的占有为前提。“成功人士”所代表的消费主义的生活风格和他们被作为主人公推上时代舞台的群体属性正在冲击着既有价值规范和道德体系，个体对自主性、真实生活、自我实现的追求，都转化成了占有和消费商品的追求。在生活方式、风格之中，“自我”、“尊严”、“地位”、“高雅”、“品位”、“美”、“成功”、“幸福”、“自由”等等都依照消费、物质生活的标准、范畴重新界定，并进行包装、分配、区分、聚合。其中蕴含着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这是在日常生活和生命本体层面上展开的权力斗争。而从成功人士的生活方式中看不出正面、健康、积极的价值观，有的只是种种趣味、格调、奢靡风气。这是一个自诞生之日起就“腐朽”的社会群体。当然，这个阶层并不是天生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其中也有“历史之手”的拨弄，比如，1980年代的文化运动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成为1990年代以来新的成功阶层的共谋者。从1980年代美学的个人主义到1990年代以来的物欲的个人主义，或者说，从张扬个性、追求精神自由的个人到日常化、世俗化、消费化的个人（即私人），历史的轨迹依稀可寻。成功人士和种种私人性的词汇、属性直接相关（私有财产、私人别墅、私家车、私利、私欲等），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想象和私人主义、成功人士密切相关。
　　“成功人士”在塑造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欲望和欲望主体方面显示了巨大力量。各阶层、各年龄层包括幼儿对“成功人士”产生强烈的认同甚至强烈认同下的焦虑感。成功者的逻辑成为当今流行的信仰。“成功人士”符号在持续召唤欲望主体方面已显示出一种“符号暴力”倾向。它对各色人等“发力”之中以及力的传递之中产生了繁复性结构和自我增殖效应。一个个主体相互复制、映照、折射，形成一个个摹本以及摹本的摹本，一个个充斥着欲望、梦想的“镜城”（《新周刊》与新浪网联合，借助网络投票的形式，排列出“中国欲望榜”。高达72.68％的人毫不犹豫地把“更多的钱”作为他们心目中最大的欲望。另外还有：环游全世界65.12％；中国世界第一54.09％；开名车48.50％；住别墅48.27％）。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及想象、时代的精神状况和大多数国人的人生梦想。
　　张伯存，学者，现居山东枣庄，已发表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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