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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社会的中国人精神生活
作者：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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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也好，功利也好，本身也是西方启蒙思想的内在命题。当严复和梁启超将国家富强视作比天下成德更紧迫的目标的时候，就为社会的“解魅”和世俗化打开了合法性大门。不过，无论是晚清的启蒙，还是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对精神生活意义的理解，依然有其神圣性，这就是历史目的论的神圣性。近代中国思想的最重要变化，乃是从传统的德性宇宙论转向了现代的历史目的论，也就是汪晖所说的从天理世界观向公理世界观的转变。在各式各样的历史目的论世界观之中，人的精神生活的终极意义，不再到超越的、有机的宇宙观（天道）之中获得，而是与人类历史的某种目标性前景相连：或者是现代化，或者是国家独立富强，或者是各种乌托邦的理想。这样的现实目标尽管已经失去了超越性，回到了历史本身，但同样带有神圣性的意味。甚至一些革命的、激进的乌托邦理想，在动员和激发人的精神能量方面，在要求人的牺牲精神方面，比较起过去的儒家的道德伦理，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启蒙，还是革命，历史目的论所唤醒的精神价值，基本发生在少数精英的圈子，或者是启蒙精英，或者是革命精英。事实上，在精英之外的社会日常生活领域，以沿海大都市为中心，正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世俗化变革。到1920—1930年代，工业和商业的飞速发展，使中国沿海城市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化的生产体系和文化体系，物欲主义开始在市民阶层中流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借助现代的传媒、广告和流行出版物开始有了广泛的市场（许纪霖、王儒年：《近代上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建构》，《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假如没有被继之而来的战争和内乱打断的话，很有可能那个年代中国就将追随世界的步伐，全面进入世俗化时代。不过，1949年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神圣时代，一个红色的神圣时代。
第三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8年，这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时代。
那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理想主义时代。无论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无论是保尔·柯察金、卓娅、江姐，还是牛虻、约翰·克里斯朵夫，都具有极端的理想精神和浪漫气质。这些理想主义的时代英雄塑造了两代中国人的精神特征。
在这三十年中，毛泽东以其个人至高无上的威望和政治统治，重新建立了一个神圣时代。毛泽东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圣王合一”的权威地位，不仅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也垄断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公与私、国家与个人的界限被重新打破，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属于未来的乌托邦伟大理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个人神魅达到了顶峰，革命的神圣性和狂热性笼罩一切，个人的意义被完完全全融化到国家的意志之中，除了革命，别无价值。在毛泽东时代，国家的富强目标并没有被放弃，反而在一种唯意志论的精神动员之下，获得了“大跃进”式的狂热形式。然而，战争年代所形成的军事化、一统化即使到和平时期依然继承下来，个人的世俗欲望受到了严肃的批判和压抑，甚至具有原罪的性质。物质生活的贫乏不得不靠接连的政治运动和不断的精神动员加以克服。禁欲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和价值符号。
第四阶段是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世俗化重新起步，后理想主义成为1980年代的精神特征。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以重提“四个现代化”为标志。国家富强的世俗性目标，又重新置于政治的道德目标之上，成为全党全国新的努力方向。现代化，作为1980年代最重要的时代词汇，不仅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在目标，而且也是继之而起的新启蒙运动的核心追求。现代化，作为一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的历史目的论，取代过去虚幻的革命乌托邦理想，获得了某种神圣性价值。
1980年代的中国人，刚刚从一个禁欲主义的革命年代走过来，既有被解放的感觉，又继承了上一个时代的理想主义传统。不过，这种理想主义已经开始务实，开始着地，具有鲜明的世俗特征。作为对毛泽东时代禁欲主义的反弹，“文革”结束以后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对世俗欲望的解放开始的。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控制的松动，物欲主义重新出现了，先是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和边缘群体，随后携着扩大了的商品经济辐射力，逐渐向核心地带和主流人群渗透。
在这个时期里面，最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事件，莫过于“信仰的失落”了。毛泽东时代所提供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神圣信仰，随着“文革”的噩梦醒来，骤然破灭。但对那代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精神折磨。1980年代初《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潘晓所提出的人生道路大讨论，之所以引起全国青年的强烈回应，乃渊源于此（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4期）。
一方面是物欲主义的蠢蠢欲动，攻入主流，另一方面是理想主义仍然坚守心灵，1980年代的人们是分裂的、矛盾的，于是以一种世俗化的后理想主义方式表现出来。而这个“后”，恰恰为后来1990年代物欲主义的大举入侵，偷偷打开了不合法的后门。
世俗社会的物欲主义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终于成就了世俗化社会，经过传媒的创造性建构，物欲主义演化为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席卷全国，世俗化大潮铺天盖地，不仅垄断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也侵蚀到精神生活领域。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市场的金钱逻辑成为生活本身的逻辑，物欲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主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国外学者将之称为暴发户式的“没有灵魂的物欲主义”（soulless materialism）。（Jing Wang：《中国的“波波”族？新部落和都市假想》，Bourgeois Bohemians in China? Neo－Tribes and the Urban Imaginary,China Quarterly,2005,vol.183,pp.532－548）
为什么一个千年礼仪之邦，一旦进入世俗化社会，物欲主义的出现会比其它世俗化的发达国家更凶猛？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中国在进入世俗化社会的时候，宗教同时发生了衰落。西方也好，中东也好，南亚也好，当这些国家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依然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虽然宗教的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的世俗价值观之间有紧张和冲突，但从西方的历史传统来说，世俗与神圣之间，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二元世界，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管，恺撒的事情归恺撒管。于是，当社会进入全面世俗化之后，宗教由于有其强大的独立建制和历史传统，依然在塑造人的精神生活领域，拥有独特的影响。而对有着“政教合一”历史传统的伊斯兰世界和印度等南亚国家来说，即使在当代，宗教依然对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特别在精神生活领域，维系着自己垄断性的文化权力。
与世界上这些国家和地域相比，中国历史上的神圣与世俗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儒家的超越价值之中，具有强烈的经世精神。这样，当近代中国开始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儒家思想中的经世精神和功利传统，便适逢其会，与国家富强和人的解放的现代化目标结合，迅速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使物欲主义获得了超越层面的合法化基础。虽然在毛泽东时代，禁欲主义以革命乌托邦的外在形式重新统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文革”结束之后，信仰层面的真空使得物欲主义卷土重来，无所阻挡。传统的儒家价值已经十分遥远，昨日的革命乌托邦被判定为虚妄。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由于宗教性的终极价值之匮乏，一旦市场经济激发起人性中的原始欲望，那种没有灵魂的、赤裸裸的物欲主义便迅速弥漫，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