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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中产阶级与文学的中产化写作
作者：向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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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百年的新文学史上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文学和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既有了中产阶级文学，也有了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像邱华栋的长篇小说《花儿花》、李冯最近发表的小说《卡门》，就是关于中产阶级的小说。还有一类讲述中产阶级故事的小说，在精神向度上则多少有些暧昧——它在炫耀性地凸现中产阶级的生活趣味时，也看出了这类中产阶级人事背后的某种症候与问题，因此传达出一定程度的批判意向，虽然总体上看其美学倾向还是认同中产阶级趣味的，但认同中又有明显的偏移和疏离，这种美学的暧昧性使这类小说反而更有艺术张力，我因此也把这类小说划入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范畴之内。像唐颖的《寂寞空旷》就属于这类小说。
就我个人的阅读视野来看，当下中产阶级文学讲述的种种故事，实在是大同小异，说到底无非是中产者的欲望化故事。这种欲望化故事包涵两个基本层面和元素：一个是炫耀性消费，另一个就是偷情通奸。两种叙事元素通常出现在一个故事里，这样一来，文学中的中产者形象就往往成为衣冠楚楚的通奸者，好像作为一个中产者，他的生活中就只有两件大事，吃穿住行追逐高档和名牌之外，就是变着法子偷情通奸，比如，一夜情和跨地区甚至跨国性的偷情通奸，这种跨越空间的通奸，也正是中产阶级文学故事的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可以说是全球化生存经验的文学表征，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精神症候。当代中产阶级小说中，炫耀性消费和跨国通奸两种基本写作元素的集大成者，2000年出版的《上海宝贝》不但是代表作，而且也是当代文学史意义上的始作俑者。所以，现阶段中产阶级文学的中产者形象，本质上说就是一个满肚子欲望的“花花公子”形象，只不过如今的“花花公子”的队伍中还有不少女人，比如《上海宝贝》中的倪可可。女人成为我们时代文学中的花花公子，既与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自然也是女权主义意识介入中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反映。
中产阶级文学之所以要以欲望叙事为核心，这与我们的社会逐步进入消费时代是同步对应的，也就是说文学与现实处在一个同构对应的关系里面，现实生活中，中产阶级就关注自我欲望的极大化满足，就是追捧炫耀性消费和富有剌激性的偷情——因为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炫耀性消费和偷情频率是中产阶级文化身份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是中产阶级显示财力、能力和地位的最佳形式，只有在炫耀性的消费状态中，中产阶级才能获得身份认同感和阶层归属感，才能维系和发展实用性的社会关系。而中产阶级文学也基本上照驴画样，用文学复制现实，从而使文学与现实、文学的趣味与中产阶级的趣味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没有深度，也不追问什么存在的意义。所以，中产阶级文学在美学上是乏善可陈的，不可能给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艺术经验和审美理想，充其量作为一种文学类读物，可以满足当下中产阶级关于自我形象的文学诉求，也剌激起非中产阶级人群对于中产生活方式的世俗欲望和文学想象。因而这类小说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一点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有些论者因此就草率地得出结论说，中产阶级是文学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读者群，文学只有中产化才可能有出路。
在这里，必须指明这样一个文学事实：即使是“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现阶段所讲述的故事基本上也是欲望化故事，这自然与中产阶级的现实生活经验有深刻的对应关系。但在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之中，相似的欲望故事不仅有不同的叙事方式，更关键的是，相似的欲望故事完全是用不同的审美趣味来讲述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性，决定了文学对欲望故事书写的美学品质和艺术境界。
邱华栋的小说写作作为一种个案，可以有效地印证这样的艺术经验。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内，邱华栋是一个最为自觉地讲述中产阶级故事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小说写作表明，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从事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叙事。他在前期所讲述的中产阶级故事，其审美趣味大体上相似或近似于中产阶级本身的审美趣味，二者基本处在水平状态，因而，这类讲述中产阶级故事的作品，现在回头来读就不难发现，其艺术价值是颇为粗糙的，对中产阶级炫耀性消费生活的浮华叙事着力过多，堪称佳品者寥寥无几。但在进入新世纪之后，邱华栋的写作不仅仍然关注着中产者的欲望故事，而且也深切地关注欲望背后的精神症候——生存和心理的双重焦虑。他近期的长篇小说《花儿花》开始准确地描述中产者浮华奢侈的生活中那种无可逃离的空心状态，他的描述还表明，他对中产者的那种空心的生存焦虑有一种深刻的困惑和悲悯——人在一个物化的消费时代，彻底地放纵和挥霍欲望，到头来，收获的可能不是幸福而是苦难。把中产阶级浮华的欲望故事最终讲述成一种苦难和救赎的故事，这就多了些深刻的寓意，文学对于现实的批判意味自然也就从中凸现出来，从而引发人们关于欲望人生和物质生活的无穷思考。
李冯的小说《卡门》讲述的也是中产阶级的欲望故事。李冯是中产阶级偷情故事的勘探者和见证人，他对中产阶级男人的偷情故事有一种深刻老到的洞察和批判——他在文学中最有力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男人普遍的偷情心理，以及这种偷情的心理意识又如何促成了中产阶级男人对于社会底层女人的兴趣和占有。卡门作为一个性感的底层女人，她同八十多个中产男人的性爱经历和不幸遭遇艺术地反映出中产阶级无情掠夺底层社会性资源的隐秘经验和造成的深刻伤痛。这样一来，《卡门》就把一个中产阶级的欲望故事讲述成为底层女人被轻蔑被伤害的沉痛故事，这就意味着欲望的对象化不单是个人行为，本质上它还是一个社会事件——这样的事件又表明，社会分层的转型时期，阶层与阶层之间的两性关系是不平等的，弱势阶层因其弱势，最终只能处在被占有和被享用的结构之中。
在区分和界定了中产阶级文学与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的审美差异之后，还有必要对中产阶级文学的叙事特征做些简约的分析。因为中产阶级的美学趣味直截了当地决定着中产阶级文学的叙事特征及其修辞方式。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炫耀性消费是当下中产阶级最普遍、最流行的生活方式，同时，炫耀性消费也是中产阶级最根本、最津津乐道的文化趣味，因为只有通过炫耀性消费，中产阶级才可能找到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和优越性，才能缓解因依附权力与资本而生成的压抑和焦虑。在中产阶级当下的炫耀性消费之中，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一是对衣食住行各种名牌商品不遗余力的追捧，借助于名牌商品的符号价值来象征和展示他们的阶层地位，进而实现阶层和阶层内部的文化区隔；另一个就是对日常生活细节的高度关注。在中产阶级看来，细节不仅表达，而且代表着品味。中产阶级的生活品味正是通过细节来传播和炫耀的，当下许多房地产开发商往往就打出“细节”的旗号来向中产人士销售楼盘。与此相对照的是，底层的弱势人群是没有经济实力来追逐名牌商品的，当然，更不可能有闲情逸致来关注和炫耀细节的魅力。唯其如此，中产阶级文学的叙事和修辞便呈现出相互对应的特征，比如：过度关注细节、细节描写过剩、放大名牌商品的符号意义、标榜品味和情调、讴歌欲望、炫耀消费、张扬优雅等等。
《上海宝贝》在讲述女主角COCO的写作状态时，就用了一种十分矫情的笔触来炫耀女主角不同凡响的所谓品味——喝“三得利”牌汽水，吃“妈妈之选”牌色拉乳做的水果色拉，嚼“德芙”巧克力来启发灵感，抽“七星牌”香烟来营造氛围，而COCO的男朋友抽的香烟牌子则是Tedlapidus，作者还在这个香烟牌子后面专门用括号注明“（似乎只有在上海某些专柜才能买到）”；最贻笑大方的是，在描述女主角与德国男人马克在酒吧厕所通奸的细节时，作者竟然还不忘画蛇添足地补上一笔，说明女主角被褪下的内裤是CK牌的。一个中产阶级作家如果本人具有如此低俗的品味，那还是无可厚非的个人权利。但这样低俗的品味在文学中不仅得到张扬，进入了公共视野，甚至还被某种文学批评提升为所谓“优雅”的审美品味，并将“优雅”的趣味量身定做成中产阶级文学的主流美学范式，我想，如此“优雅”的文学，肯定就有许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