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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中产阶级与文学的中产化写作
作者：向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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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中产阶级与文学的中产化写作
向荣
关于“优雅”
“优雅”如果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日常品味和情调,一种人生态度，毋庸置疑那是每个人都应当享有的自由与权利。但是，“优雅”一旦进入文学，还要在文学写作中建构成一种主流的叙事模式，那我们肯定就要质疑“优雅”背后的意识形态了。尤其是当“优雅”被指认为文学发展的“新空间”、被当作“新世纪文学崛起”的审美标志以及“对市场和资本主义的不可思议的询唤”时（《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6期），“优雅”在文学中的“政治正确性”就是一个必须探索的问题了，唯其如此，追问文学“优雅”的阶级性，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从审美文化上说，“优雅”的源头是欧洲的贵族文化，是贵族阶级自我标榜的文化态度，实质上，优雅既是贵族阶级的文化特权，又是贵族特权的文化表达方式。贵族制度被推翻后，经由文化沙龙的中转与传播，西方上层中产阶级习得并承传了关于“优雅”的传统，其文化意图和功用，一是要借用“优雅”来粉饰资产阶级原始积累时期那种暴发户没文化没教养的粗鄙嘴脸；另一个意图就是把“优雅”当成身份式的招牌，实行文化的阶层区隔，炫耀中产阶级上流人群的品味格调，把其他的群体和阶层排除在“优雅”之外。如此一来，“优雅”的真实内涵已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优雅”作为一个文化的身份符号，可以表征和体现出中产阶级的生活品味，据说这种品味就是“和谐与高贵的统一”。
所以，作为一种文化，“优雅”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阶级的文化符号史，而在当下，“优雅”就是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和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
毋庸置疑，文学当然有书写和表达“优雅”的自由和权利。但问题不在于文学能不能表达“优雅”，而在于文学怎样去表达“优雅”？是全方位地歌颂和粉饰中产阶级的“优雅”，还是审慎地批判性地考量和表达？在“怎样表达优雅”的审美情境中，文学的价值立场、叙事的伦理观念、作家的精神向度都可能完全不同，其间的差异也将由此决定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下和优劣。
所以，文学绝不会因为表达了“优雅”，文学自己就变得优雅、变得高贵了，哪怕是一些中产阶级文学在一部中篇小说中使用“优雅”这个词语的频率竟然多达几十次。优雅的价值也绝不会成为评估文学的价值尺度。相反的情形倒是，那种美学上反“优雅”的文学，更有可能获得高贵的品质和艺术价值，这样的文学作品在中外文学史上随手拈来不胜枚举。这本来只是一个文学常识，但有的文学评论家却把“优雅”追捧到一个惊人的高度， 标举成“一个重要的文学潮流”，我想，这样的追捧对于文学的发展并无任何真正的意义。
文学中产化的后果与文学的叙事底线
中产阶级文学尽管在艺术形式和审美经验上乏善可陈，但它作为文学多元化格局中的一种类型文学，作为新兴中产阶级的文学诉求和经验表述，其历史的合理性和文学的合法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在最低程度上，中产阶级文学可以满足中产阶级在文化上的自我想象，抚慰中产阶级集体性的身份焦虑，引发其它社会阶层对中产阶级生活经验的关注和思考。但是，如果中产阶级文学被鼓吹成现时代的主流文学，并将它神话成一种能够拯救文学危机的“新世纪文学”，那么，中产阶级文学的消极影响肯定就会增值和放大：首先，资本的全球化时代，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争夺了文化霸权，并试图一统天下的历史语境中，中产阶级文学所张扬的欲望主题和享乐主义理念，就以其形象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实践和文化政治之中，为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推波助澜。唯其如此，媚俗就是中产阶级文学的本性之一；其次，中产阶级文学讲述的欲望故事和炫耀性消费最终会制造许多幻觉——关于资本、关于金钱、关于爱情、关于幸福生活的种种幻觉，比如，《资本爱情现在时》就讲一个女人撞了一辆“大奔”，这一撞就撞到了中国网络界的第一富豪，而此公当然仍未婚配。于是，一段撞车奇缘神话一样发生了，最后，网络富豪以“宝马”相赠，现代“灰姑娘”就欢天喜地进了富豪的别墅洞房——制造幻觉最明显的文化后果就是对真实经验、尤其是底层经验的遮蔽和遗忘，文学把现实真相撇在一边，在语言打造的幸福幻觉中尽情自慰，最终必将导致文学的社会良知与批判精神丧失殆尽，文学从而堕落成空心的文学。所以，媚俗和遗忘是中产阶级文学深入骨髓的文化本性，文学批评没有理由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不对这种本性进行深刻的揭示和理性的批判。我认为这是现时代中国文学的批评底线，跨过这道底线，文学不复再有批评。
与此休戚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现时代中国文学的叙事底线又在哪里？
文学的叙事底线说到底就是文学的价值立场和最基本的写作伦理。作为一种基本的叙事立场，文学的叙事底线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其特定的人文内涵和界定标准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会有不同的人文诉求。在一个全球性的消费时代逐渐到来的历史语境中，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产生出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阶层群体，强势群体之间不仅形成了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已经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着重大的支配性影响。而弱势群体在追逐利益和资源上不但处于弱势，甚至还缺少表达自身利益的社会机制和有效路径，由此带来了堪可忧虑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遂使“底层”作为一个社会事件、一种贫困的生存状态在事隔几十年后再度浮出历史地表，引起人们深切的关注。人民性历来都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对人民生存处境的深刻同情和悲悯情怀也是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知识谱系和基本精神。尽管在极左年代，人民性一度被改写成阶级性，但这也没有最终改变中国文学人民性的本质规定性，改变人民性指向底层社会的本质。所以，在社会分层和两极分化的历史语境下，现时代文学的人民性就直截了当地表现为文学的底层性，表现为文学对占我国人口半数以上的底层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民）生存困境的同情与悲悯。哪怕中国作家的社会身份全都中产了，只要底层还是一个缺乏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还是一种沉重的生存经验和艰难的人生命运，文学叙事的底层性立场就没有理由被忽视和改变。文学可以绕开历史与道德相互纠缠的意识形态纷争，但文学不能回避和逃离底层。呈现并且表述底层经验，不仅是当下中国文学的时代精神与社会责任，而且也是文学的美学理想和审美价值。底层性与文学性不是二元对立的矛盾物，文学的底层性可以并且能够艺术地抵达审美的文学性，欧洲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朽的经典作品，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沈从文、老舍、萧红、艾芜等人的创作经验和文学成就早已说明了这样的文学道理。在这里，还要特别强调指明的是，文学的底层性绝不是说文学只能直接地呈现和表述底层经验，而是说文学应当站在底层的立场上，写一切人和事。有了这样的立场和维度，即使作品中没有直接的底层叙事，文学的人民性也就是底层性依然存在，依然可以唤醒我们在浮华的想象中沉溺了太久的社会良知。
向荣，学者，现居成都。主要著作有《独语在苍茫时刻》、《边缘化与多维空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