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文化破碎中的乡村教育
作者：刘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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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的意义
意大利著名儿童文学家德·亚米契斯在《爱的教育》中这样写到：
身体精神都染了病的人，快去做五六年农夫吧。
人的堕落，与物的腐败一样。
物虽腐败，只要置诸土中，就能分解成清洁的植物的养料。人亦然，虽已堕落，只要与土亲近，就成清洁健全的人。
我们今天关注乡村教育，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为我们的物欲化的都市生活寻找新的根基。这种根基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族类的根基，一是作为个体生命的根基。我们对乡村社会的关注，实际上是活化我们生命的根。电影《霍元甲》中，李连杰扮演的霍元甲历尽艰辛，终于明白只有爱才能赢得世界，后面尽管他濒临死亡，但人格已经高高地站立起来。其中促成霍元甲完成精神救赎的情节正是远离繁华都市的乡村自然，加上月慈姑娘。其中隐含的乡村社会对于个体生命的拯救的基本要素就是：爱、美、自然。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乡村社会的重要因素，在这片古老的乡村土地上，你还可以感受到心灵与生命的净化。面对道德理想与激情灰飞烟灭于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之中，置身乡土，我们不仅仅去寻怀旧之旅，更重要地是从生命的根基出发去关注乡村社会与乡村教育。
另一方面，以农村作为社会最大群体的当代中国迫切需要我们增加对乡村文化与教育问题的关注，我们关注和谐社会、公民社会，都不应忘记乡村社会的存在。“改革正在过大关”，不关注农村社会的和谐，就不可能有整体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需要把乡村教育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关注视野之中，通过对乡村教育的关注来显现我们的公共关怀。在今天，也许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可以通过语言来建构一个公共的空间，以语言来敞开我们对社会的关注，同时也敞开我们当下的生命空间。我们的社会急切地需要公共理性精神的发育，拓展我们的公共视野，提高我们社会的公共理性精神。关注乡村社会，让我们在拜物教流行的社会中，开启一种为他者而活着的精神。
乡村教育的问题：说不清的读书
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对待教育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极端，在城市教育看作是关注的中心，各种形式的教育给孩子的生活增加的是很精细的压力。在农村却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有报道称，四川山区，上大学无用论抬头，有家长这样说：“我曾经对儿子说，别念书了，可是他一听就哭了。他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孩子，可是自从上了高中，跟谁也不爱说话了。”“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浙江富裕小镇的教育状况同样堪忧。玉壶镇是浙江温州著名的侨乡，大部分玉壶镇的孩子都会在高中毕业前出国。玉壶中学初中有五个班，高三只剩下三个班，高三(2)班是唯一的文科班，高一时四十几个人，现在还剩十八个人。这说明乡村社会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学位的问题，还有一些更深沉的问题。与此同时，京沪地区的家长不计血本投入。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上海复旦二中、上海师范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交大附中它们的“一本”升学率都是90％以上，“这几个学校拼的是名牌大学升学率”。而在北京，几所最著名的市级重点中学之间，拼的已经是“北清率”(即考上北大和清华的比例)。
读书无用论何以在乡村社会抬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扩招前乡村社会对教育充满了美好的期待，读书人在乡村社会有着良好的美誉。扩招后，尽管上大学的比例提高了，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我们来看四种人读书的命运：大致有两类，一是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又有两种情况，少数成功，大多数境遇一般，在激烈的竞争中，乡村社会出来的大学生，他们享有的竞争资本不够，只有学历资本，在社会关系资本以及个人综合素质资本上他们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类是考不上，考不上的人总结起来打工是基本命运，但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早退学早打工早适应，反而是不上不下的最尴尬。
在乡村社会中没有考上大学的人，多读一年书和少读一年书，对于他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不成功的体验。乡村社会的成功与否与受教育程度没有必然的关系。读书越多而又没能走出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乡村社会的生存能力还比不上那些读书少的同龄人。
与乡村少年上大学机会扩大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高考应试教育实际上已经到了十分精细的程度，而乡村社会在应对这种精细化的考试的能力与准备方面显然无法跟城市学校相提并论，这直接导致扩招后乡村少年进入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新升格的地方性院校，重点院校农村大学生的比率实际上在降低，大学生中的阶层差异是很明显的。扩招并没有给乡村社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他们即使读了书后就业形势也是不乐观的，他们甚至还不如同龄打工者中稍微成功一点的人获得的回报多。
乡村文化的凋敝带来的乡村困境
韩少功在《乡里少年》一文写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他曾经帮助这样一位乡村知识青年，从朋友单位里淘汰的电脑中找出有用的配件，拼装了一台电脑送给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大专毕业生并没有去学会打字、查找科学养殖的资料，而是用电脑看武打影碟，上网聊天寻友，异想天开地想在网上找到私彩中奖号码。就因为这一台电脑，他父母白白支付了更多的电费、上网费以及维修费，抢收稻谷时更不能指望儿子来帮上一手。这台电脑使他更有理由远离劳动和厌恶劳动，甚至对父母更多蔑视和冷漠，成天在屏幕上寻找安慰。奇怪的是，他的父母眼里反而增添了莫名的兴奋和欢喜。在他们看来，儿子不仅在城里学会了吃袋装零食和打手机，而且又通过电脑熟悉了张国荣一类名流，当然是更有出息了。他脾气越来越大，当然也更像一个人才了。
电脑作为现代文化的表征，进入乡村之后，效用是怎样的呢？也许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它带来了乡村新的文化与文明，但实际的情况远要复杂得多。当强势文化进入乡村社会，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乡村文化以及相应乡村生存姿态与理念的贬值，是像这位乡村知识青年一样的对乡村生活的疏远、对末流时尚的简单的臣服与置身乡村社会的无所事事，这难道就是我们给他带来的现代化？韩少功先生于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是否还应该庆幸有那么多乡下孩子终于失学或者辍学，没有都像他们的儿子一样进城读书？”
一位搞刑事侦察的朋友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长沙市郊的初中女生被人杀死在学校围墙外，原以为很好找凶手，后来才发现，没这么简单，这个女孩有一百多网友，与其中二十多个网友发生了性关系。仔细思考，不管怎样，究竟是什么杀死了这个女孩呢？置身传统乡村文化秩序之中，这个女孩也许可以平静地生活，但正是在其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准备去应对一个信息化的社会的时候，现代文明迅即进入她的生活世界，直接带来的是对现代文明表象的沉迷，导致个体生存的迷失。这表面上是一个个体性的事件，但难道不跟我们今天社会的某些深层问题息息相关么？外来文化带给乡村社会的是他们的趋之若骛，抛弃自身所有的一切，急于投入到外来文化之中。不管是谁杀死了她，都跟现代技术脱不了干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共谋。我们有必要从文化层面上来看看乡村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那就是生命姿态的断裂和迷失。
在今天，由于主导性的价值目标的转变，加上整个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求富裕成为乡村社会的根本目标，别的一切几乎都可以放在一边，甚至生命，这会失掉乡村社会中很值得珍视的许多东西，并直接导致乡村生存的压迫感与村民生存的艰难，这实际上成了乡村文化瓦解的根源。青壮年劳力出去谋生，年长者在以经济为中心的乡村社会的边缘化，导致乡村文化主体的缺席、乡村社会的空心化，传统乡村文化渐渐远去，年幼的人得不到文化的滋润。我们曾经在乡村社会中受到的多维文化滋养都已经慢慢消逝，乡村社会失去它原有的内容。与此同时兴起的是买码赌博，传统乡村文化的虚化，外来流俗文化的冲击，导致乡村文化生活的反文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