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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广场母亲
作者：索 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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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17日，正当北半球的中国人欢度年三十之夜时，在南半球尽头的阿根廷，一大群戴着白头巾的老太太正在成千上万阿根廷人的簇拥下，庆贺她们的特殊节日——“生命战胜死亡三十周年”。
当今的世界，网络覆盖全球，但无数真正值得我们了解的信息却被有形无形的“网管”无情筛去。本应相互更多了解的我们，仍然像部落时代一样被冷漠隔绝，只有以帝国为中心的富国强权成为当今所谓世界公民的饭后茶点、口中参照。
当电视画面偶尔显示那群头戴白色三角巾的老太太出现在阿根廷，出现在巴西阿莱格雷港的“世界社会论坛”，出现在阿拉法特被犹太排他主义分子围困的中东，出现在世界其它斗争舞台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白头巾的闪烁，并不知道她们是谁。
也许，有两部关于阿根廷的电影曾给中国人留下印象，尤其是给影迷、碟迷们。一部是1985年拍摄的《官方说法》，另一部是最近出现的《想象阿根廷》，后一部由西班牙影星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出演。两部电影的背景都影射阿根廷二十世纪下半叶一段伤心的历史。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时代。除了几场颠倒乾坤的重大革命、最后一批老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还出现了一个以理想主义为旗帜的世界性的“60年代”——这是一个象征性大于时间性的概念。同时，大约自1980年代开始的、对革命的反动也几乎是世界性的。
这一切都折射到拉丁美洲，折射到阿根廷。
拉丁美洲的“60年代”接续着五百年来的解放斗争，因而有别于西欧北美的嬉皮、摇滚；拉丁美洲的“60年代”又焕发着美洲大陆特有的乌托邦精神，因而格外富有创造力：城市及丛林游击队、议会式社会主义、解放神学、解放教育学、新歌运动……与此同时，后来的白色镇压也表演着统治者积蓄了五百年的野蛮。也正因为如此，那里的人民对其后的反动时代感受着更沉重的心理打击。
在阿根廷，这个反动的代表即1976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魏地拉军人独裁统治。他们不仅在马岛与英国人打了败仗，而且在国内制造了30,000“失踪者”的白色恐怖。失踪，这个暧昧的政治词汇，基本上就是秘密杀害的同义词。所以，“失踪者”生还是极少的例子，而“失踪者”的亲人就将永远生活在猜想、怀念亲人的梦魇中。阿根廷著名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曾主持调查了“失踪案”，其调查报告题为《绝不能再重演》。在《想象阿根廷》里，班德拉斯扮演的父亲密访的也许就是那个曾使一两千人“失踪”的“田径俱乐部”；而《官方说法》讲述的则是那个年代里一个真实情况：军人独裁者们不仅使许多作为人父人母的左翼人士、进步青年“失踪”，而且还偷走了他们的孩子，包括刚出生的婴儿……
阿根廷女歌手梅塞德斯·索萨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唱过一首歌，描述了人们沉重的心情：
谁说一切都已了结？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多少鲜血随波流去，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用心来交谈并不轻松，
我知道它的含义，
那是用爱的尖刀打开胸膛，
剜出深藏的灵魂。
穷人的月亮永远睁着眼睛，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月亮她像一个万古不变的证明，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当远近再没有旁人，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当卫星失去效应，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我要讲述各个国度和各种希望，
我要为生命讲述一切，
我要讲改变我们的家园，
我要讲改变她就是为了改变她再没有别的目的。
谁说一切都已了结？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阿根廷军人独裁统治早在1983年已经结束，如今是属于左翼的基什内尔总统在执政。如果我们看过2003年发行的另一部阿根廷纪录片《掠夺备忘录》（市面上的碟盘译为《社会性档案》），就应该目睹2001年12年19日“阿根廷起义”的场面，这场人民暴动使当时的阿根廷连续三任总统下台，使新自由主义的饥饿经济政策受到清算。
历史的变化证实了阿根廷女歌手的预言：一切不会了结。但是，从冰冻到雪融，冰下的潜流淌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轨迹呢？“五月广场母亲”三十年的足迹印证着一颗不死的心。
一切缘起于伟大的母性。再没有比找回儿子更疯狂的坚决。在那个年代里，她们是一般市民眼中的“恐怖分子”家属，有些人不愿意理睬她们，有些人不敢答理她们。但是不要紧，我们豁出命也要找到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我们不相信他们已经“失踪”，我们宁肯坚信他们还活着。于是，共同的命运——或者说是死亡——把她们聚集在警察署的接见室里，法院的大门口，传说中关押左翼分子的一处处地点……最后，对体制绝望的她们来到了阿根廷象征性的历史“O”起点——五月广场。
五月广场位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心，最早是十七世纪耶稣会的建筑，后以“五月革命”（即1810年5月阿根廷人民发起的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斗争）命名。
三十年前，即1977年，绝望的母亲们来到了这个广场，从此，她们再也没有离开，连她们的集体名字都与这一地点相联。他们之中也有寻找孙子的奶奶、寻找儿子的父亲、寻找孙女的爷爷，但是，“母亲”不仅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他们共同的响亮名字。后来，她们正式命名自己的组织为“五月广场母亲协会”；今天，她们隆重庆祝“生命战胜死亡三十周年”，即五月广场母亲运动的三十年历程。
奇妙的是，这群倔强的老太太不仅走过了极其艰难的斗争道路，而且创造着将被载入史册的人民政治，她们在寻找为着理想主义而死去的儿子们的道路上，接过了理想主义的大旗。还有比捍卫生命的母亲更勇敢的旗手吗？
警察和体制并没有因为面对的是母亲而心慈手软；像对付她们的儿子一样，警察放出了狼狗，开启了高压水龙头。广场是母亲们的课堂，这些过去整天围着厨房转、用饭菜的温馨款待儿女的妇女，像儿子们当年那样学会了身带碳酸氢盐和一瓶水对付警察的催泪瓦斯。不过，她们在斗争中学会的最珍贵的一招是——团结。这难道不也是人类昨天、今天、明天赖以生存的秘密吗？资本主义让人类忘记了团结，是母亲们在召唤它的苏醒。
母亲们刚开始并不具备后来的眼光，她们只是死死咬住一条简单的原则：每个星期四在广场聚集，让斗争坚持下去。她们仅仅在心里默默地相信，没有坚持，就永远失去了未来。警察开始威胁和分化，拉出一人检查证件，抓住一个带上警车。但是短暂的惊慌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她们学会了“团结”这个最基本的战术。你要检查证件吗？好吧，把这三百个证件都递过去，等你一份份核对完，我们已经达到了在广场上聚会两小时的目的。你带走我们一个人吗？好吧，我们全体都到警察局去要求被捕。在警察局里，她们机智地利用传统的力量，一遍遍合掌祈祷：“圣母玛丽亚，让这个警察局的警察别成为杀人犯，让他们放下拷打的刑具吧”，弄得警察也不得不划着十字出出进进。就这样，她们三年里将办公室、文件、卷宗、传单扛在肩上，直到在国际人权组织的援助下，有了第一处办公地点。就这样，有一天，她们有了自己的标志——飘扬的白头巾。
阿根廷人在跳民间舞时常常挥舞着一条小方巾，母亲们也常常在游行示威时晃动一条条小手绢。一次，她们为参加一场多组织的盛大游行时商量用什么统一的颜色来标志自己，绝妙的建议出现了：“嗨，我们戴上白色的头巾，白色，那是孩子们尿布的颜色啊，难道这不是我们心中褪不去的记忆吗？”从那时起，母亲的白头巾，戴白头巾的母亲的身影，就成了阿根廷民众斗争队伍中的鲜明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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