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不要说，生活……
作者：傅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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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会骑几十里路的单车，去拜访一座古墓，探望一位民间艺人。我们并没有把这种郊游——当作休闲，而是我们诗歌运动的一部分。我们的主义就是生活诗歌化。萧穷、紫薇、徐勇、渭波、三子，都会汇聚而来。用紫薇的话说，永平是江西诗歌的集散地。1994年，红尘参加《诗刊》社的第十二届“青春诗会”，把我们心中上万吨的热血，进行了一千多公里的搬运。
诗歌让我们对生活，处于失听的状态。至少我没预感到，有一种澎湃的水流，在逼近，挟裹而来，泥沙俱下。
第一次见红尘，是在1989年春的一个星期天，我还是个学生。我和徐勇在渭波老师的文联办公室玩。办公室在三楼的角落里，白天也亮着灯。一个戴酒瓶底眼镜的人，走进来，蚊子一样轻细的声音问：“郑老师在吗？”他说他是永平铜矿的工人，写诗。渭波老师双脚搁在桌上，打量着这个浓密络腮胡的人，手一摊，说，带了诗么？他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本诗稿，谦恭地站着。我没读懂他的诗，反而对他的钢笔字和插图记忆犹新。字细小，遒劲，有刀锋感；插图是写意的抽象画，有点夸张。后来我才知道，红尘学过五年的绘画。
我们是一伙贪玩的人，经常不上班，去偏远的乡村，一晃就三五天。鹅湖、傍罗、陈家寨、黄柏、界田，是我们去得最多的。有很长的时间，红尘迷恋于去××小学，破单车一放，就往××女教师的办公室钻。女教师爱理不理的。她并不漂亮，额头有点高，脸尖，像一支蓖麻。
铜矿的那帮朋友，那时都未婚。在当年，我并不理解，一个酷爱艺术的工人，未婚意味着什么。就是今天，他们之中，有的还远走他乡，另谋前程，有的还住在单身楼里。一个医院的女院长，为红尘介绍了女朋友。那女的和红尘交往了两次，就嫌他是工人，没钱，会写诗又有什么用呢？女院长实在看重这个厚嘴唇的人，说：“我女儿嫁给你吧。”
1995年秋，红尘结婚。婚礼在周末举行，上饶的诗人和艺术家济济一堂。我没去。我已经掉进了铜钱大的窟窿里，抽不出身。
大概是1997年的“谷雨诗会”，红尘拿出一组诗歌，是下半身的。在一个传统的诗歌节，这组诗的境遇是可想而知的。红尘遭到唾沫的洪水冲击。他无精打采地坐在我的家里，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之后，在纸质媒体上，很难找到他的名字。红尘在他者的世界中，成了一个失踪的人，潜泳在另一个（我者）浩大的宇宙中。除了每年的“谷雨诗会”，我和他几乎不再谋面。偶尔，我们会通通电话。
1996年，他去了矿宣传部上班。之前，他一直在尾矿的水泵房看管抽水机。我没去过，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环境。听红尘说，就是关、开电闸，很枯寂，要守夜。泵水哗哗哗，机器轰轰轰，他就在那儿写诗。2000年，他突然离开了宣传部，到另一个水泵房上班。一个很远的水泵房，要走十多里的山路。这个过程，给红尘巨大的打击。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按我的低智商，把整个事件理解为诗歌场与官场严重脱离。一个诗人往往把官场看作毒。其实，他的领导一直很爱护他，而他把爱护理解为对自己的放任。我们谋划把他调离铜矿，因他是工人编制，没有操作成功。
前两年，他买了电脑，他更是与世隔绝。我们都不知道他干什么。有好几次，我叫他来走走，想看看他，他都说他在搞一个大的东西，来不了。他还劝我买电脑。我说我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差的人，弄不来。去年夏天，我约他一同去南昌，看望朋友。他给了我一本书，是“垃圾派运动”的选本。我翻了几页，扔还给他，说：“早知道你搞这些，我不会和你交往。”一个主张唯美、高蹈的人，怎么崇拜垃圾呢？他木讷地看着我，傻了。回到家里，我很后悔说那句话。我发现我不了解他——这些年里，他把自己当垃圾去研究，去解构。垃圾成了他自我的隐喻。我甚至缺乏对他成果的尊重。
有一次我跟他打电话，听到他儿子在边上说，爸爸，不要说那么长，打电话要钱的。那时，他儿子八岁。他儿子敦实、乖顺，成绩很好。我给他的电话，有一半是他儿子接听的。他儿子说：“我爸爸送妈妈去上夜班了，还没回来。”他老婆在铜矿电视台上班，放录像。
有好几次，市里搞诗歌活动，我打电话叫他来。他说不方便请假，还是不去吧。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去年冬，我们组织全省的散文笔会，邀请了外省的编辑和散文家来，我提前半个月就对红尘说了，我想让他出来透透气，不要金鱼一样闷在小缸里。他说话吞吞吐吐。我知道他很想来，我说我代你请假吧，参加笔会又不是集体嫖娼，怕什么。主干道，他往右走是六百米，往左走是四百米，他家对面是一个小公园。每天，他就那么来来回回地走。他说他爱上了散步，想多活几年。公园有一株腊梅，花期很长，花一开，大家就去照相。红尘也去。他们有一伙搞摄影和绘画的，星期天，他们开辆吉普车，去乡村采风。这是这两年的事，而之前，是红尘一个人，骑辆破单车，漫山遍野地乱逛。
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胆小怕事，对生活有恐惧感。他完全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白纸黑字，这就是一个人的宿命。墨水是含有血液比重的，像炭包藏着火焰。他几乎不去投稿了。他是一个以内心感受文字愉悦的人。
其实，还有谁没有成为另外一个人呢？亿华做了江湖游医，他在处方上写诗。圻子从教书先生变成了公安警察，龙天进了组织部，他们都不写了。我想，他们一定经过内心的崩塌，雪崩多年。我，何尝不是另一个我呢？满街找钱，为了算计某些利益，整夜失眠。我们都不可能放弃生活，去朝圣。
“你还在写东西吗？”一个深圳回来的朋友对我说，“文字是毒。”我说不出话。是的。在圈外的场合，我从不说我是个码字的。在一次媒体访问中，谈到作家的身份时，我说，作家、收破烂的、游民，属同一个类别，是最边缘化的。我怕别人识破我是一个作家，那种尴尬有点像小偷被当街辨认出来。我一直警惕自己，不要被文字化为一滴泪水。
在某个角落里（阴暗的，可以无限放大的疆域），陈放着许多人，许多事，不为人知，也不为己知。而某一天，他们，它们，会显现出来。我知道，这是文字的显影，是我们在黑夜留下的痕迹。我们所向往的就是在一条隧道里怀念身后的光。其实，身后的光根本不存在。
傅菲，作家，现居江西上饶。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屋顶上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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