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在温暖的走廊里相互对抗
作者：江少宾
字体： 【大 中 小】
住院部的走廊很温暖。那么温暖的走廊，雪白的走廊，让所有的人都滋生出宾至如归的安全感。正是一年里最冷的寒冬，穿梭而过的护士和医生们，都穿得非常单薄。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口袋里装着诊断单。从我所在的位置看过去，他们的步履总是显得那么急促，他们的神色总是显得那么慌张。仿佛，这并不是医院，而是某部影视剧的拍摄现场。
住院部的床位已经人满为患，温暖的走廊挤满了加床。两边添加的床位和床头柜一起，垒成了一条蜿蜒的长城。昨天母亲还是“加12”，一早醒来，母亲的床头又添了一个“加13”。13，这个不吉利的数字，属于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姑娘。她和母亲一样，得了尿毒症，全身浮肿，不时的呕吐让同病相怜的母亲发出微弱的呻吟。她的母亲，比我的母亲年轻了许多，浓重的方言显示出，她和母亲一样，也来自于遥远的安庆。此刻，她同我一样束手无策，拼命压抑着泪水，羸弱的肩膀发出轻微的颤动。面对亲人时而不时的呕吐，没有人告诉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点滴。点滴。还是点滴。点滴，成了唯一的方法与主张。她试图去向护士求救，事实上她已经去了三次，但护士总是重复着相同的几句话。她们说：就是这个病，有这个病，就有呕吐的症状。
母亲已经呕吐了两个星期。因为久未进食，母亲呕吐出来的，都是血丝与黄疸。第一次吐出血丝的时候，我用塑料盆盛着，递给主治医生看。哦，他说，是消化道感染。那怎么办？他埋头填着一张单子，始终没有回答。我悻悻然地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这时候我听见他说，把门带上！我生生地摁住了已然迈出的步子，接着转身，接着抓住了门环，接着我就听见，门与门框之间，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巨大的轰鸣在身后响起的时候我就后悔了，他的手里，捏着母亲的命啊！他其实比我更知晓，这一刻，母亲承受的病痛已无以复加。我只好又转过身去，彬彬有礼地敲了敲门。抱歉啊，我说，刚才，我不小心……我试图最大程度地挽回自己的过失，我试图最大程度地取得他的原谅。我甚至冒险地递上了一枝烟，为了某种习见的原因，我专门带了一包特制的限量生产的香烟——“皖”。二十枝，价值三百六十元。这包烟在我的抽屉里躺了大半年，我曾向父亲炫耀过它的含金量，甚至开玩笑说，能抽这烟的人，级别最起码相当于副市长。父亲和我都是烟民，但面对父亲，我还是感到有些舍不得，我觉得那不是在抽烟，而是在烧钱。在享受到“副市长”的待遇之后他终于笑了，噢，那你下次小心点。
再次准备出门的时候，他又叫住了我。他说，你母亲，这个病，住院用处也不大，要不，就赶紧出院吧。
我轻轻地噢了一声，对他笑了笑，接着又小心翼翼地拉开了房门。
“加13”的小姑娘还是在呕吐。“加12”的母亲还是在呻吟。温暖的走廊里熙熙攘攘，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乡音。混合而成的复杂的气味丝丝入孔，除了来苏水的味道（来自于医院）和污物的味道（来自母亲和其他人的呕吐），更多的气味来历不明。陪护的家属形形色色，但表情如出一辙，揪心而凝重。偶尔，会传来某位家属深长的叹息声。更多的人则在互相安慰，等病人睡过去的时候，悄声打听起对方的病情。一个人笑了，几个人就都一起笑了。一个人流泪，几个人就都一起失声。在走廊这个维系着生命的通道里，天南地北的陌生人，因为一个同样的秘密，结成了联盟。
对付尿毒症，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透析，一条是换肾。奇迹确实偶尔会出现，但奇迹并不会时常发生。
母亲年事已高，已经不具备换肾的可能性。而透析，则需要支付每年高达十万余元的巨额费用。在我们决定为母亲透析的时候，医生说，你们是第一个自费透析的工薪家庭。
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劝我们放弃。我不知道，假如他们是当事人，他们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决定？我想他们也会。在住院部的病床上，几乎每天都有撒手西去的人。疼痛一旦习以为常，神经就麻木了；疼痛一旦成为生命的常态，就对生命多了层新的理解。
母亲加床进来的第二天，隔壁的“加11”就在自己的呻吟声里，结束了自己的病痛。这个来自大别山区的中年妇女，被尿毒症折磨了一年多时间，不得不住进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她在医院的走廊里躺了一个多月，身体严重变了形，除了一头泡沫似的短发，已经不像是个女人。她的男人，木然地坐在地上，等着殡仪馆的车，来接终于不再痛苦的妻。他似乎早就在等着这一天了，对他来说，在殡仪馆火化，比入土为安更为容易。他已经变卖了所有的家产，那个所谓的家，已经没了他的寸土片瓦。做到这一步，他终于可以平复自己的愧疚，很快就自己安慰起自己。在他们那里，许多人都糊里糊涂地走了，有的连真正的病因，也说不具体。拿身体与疾病对抗，成了他们最后的选择与最后的武器。他絮絮叨叨地诉说着这些的时候，表情依然是木木的，像地震之后留下的废墟，巨大的平静，让人怀疑。我站在他的对面，一面如履薄冰地听着他的絮叨，一面把母亲枯枝一样的手，紧紧地握在手里。
“加11”撒手人寰的时候，母亲的身体一直在剧烈地颤抖。事实上，从一成为“加12”开始，母亲的颤抖就没有停止。母亲对医院，一直心存排斥，母亲已经活了七十年，然而进医院的次数，却寥寥无几。许多时候，母亲都依赖于镇上的简陋的诊所，乡里乡亲的熟人，消解了母亲的恐惧心理。父亲也同样如此，有个头痛脑热的，宁愿拿身体与疾病对抗，也不愿去医院里就医。在我的乡下，农民兄弟们都认了一个理，那就是，医院又看不好死病，该死的时候，还是得死。有这个钱，还不如买点吃的，买点穿的。劝说没有任何效果，多年积累下来的陈见，已经渗透到骨头里。发展到后来，有个小病小痛的，父母都不再向我们提起，每次问起他们的身体，都说好好的。就是这样的自欺欺人，延误了母亲最佳的治疗时机。父亲不得不告诉我们的时候，母亲已经无法进食两个星期，她骨瘦如柴，呕吐不止。面对这样的母亲，我已经无法再责怪谁，唯一能做的，就是握紧母亲颤抖的双手，试图消解她对医院的恐惧。但我清楚地知道，我有限的温暖，并不能让母亲产生出更多的勇气。许多事情，依然需要母亲一个人去孤独地面对，譬如每天两千毫升的点滴，譬如每天测量一次的血压与心电图，譬如即将进行的疼痛的透析——那些手背上插着透析管（血液透析）的人，那些肚皮上挂着透析袋（腹膜透析）的人，加剧了母亲对透析治疗的担心与恐惧。没有人能替代这些，正如疾病本身，它也只属于那些疼痛的生命个体。
温暖的走廊让人昏昏欲睡。走廊里添加的床位比室内的病床低矮而逼仄，陪护的家属，白天大多席地而坐，晚上只能租一床被子，男女混杂地挤在更为逼仄的通道里。病人起夜的时候，脚下都陪着小心，但踩人的事情，依然无法避免。走廊里的男女混杂当然也无人过问，事实上，在走廊里，病患们已经模糊了性别上的差异。“加13”的小姑娘正含苞待放，病号服下耸立着的胸脯，铺陈在白天的走廊里。夜晚，她的小便像一泓小溪，歌唱般的，不时响起。和无限的疼痛相比，有限的隐私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疾病，几乎牵扯走全部的注意力。母亲想小便的时候，也用虚弱的声音示意我。把便桶放在某个方便些的位置，尔后，我便褪除她的裤子，搀着她，慢慢地蹲下去。母亲的屁股露在了外面，瘦得像锥子似的。我心里只堵着疼，没有一点难为情的意思。母亲的小便非常艰难，滴答滴答着，长一声短一声，仿佛檐下的雨滴。不时有男人走过来又走过去，目光里看不出内容，面部的表情像彻底的死。
夜晚的走廊，比大通铺更像是大通铺。唯一不同的是，走廊里的呻吟声，取代了大通铺里的鼾声与梦呓。每天都有腾空出来的病床，一个“加”字去掉了，很快就有一个新的面孔，取代了他的位置。那些去掉“加”字的人，身上的“加”字原本就是暂时的，一旦有了腾空出来的病床，他们很快就能够住到更为温暖的病房里。次序只体现于加床时冰冷的数字，每天，都会发生类似于插队的扰乱次序的事。这个冬天，似乎半个城市的居民，都挤进了住院部的走廊里。每一层的走廊里都躺着一大堆呻吟着的病患，形形色色的病患，肾脏病区、消化内科一病区、消化内科二病区、神经内科病区、心血管病区、肝脏病（传染病）区、内分泌病区、血液病区、生殖（不孕不育）病区……够了！仿佛，所有的人都是有病的。所有的零件都是有病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