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面包的光芒
作者：丁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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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是达利经常采用甚至情有独钟的题材。他曾经说：“我的目标是恢复那些过去的画家们失去的技艺，好成功地画出那些爆炸前的物体的静止状态。面包总是最古老的拜物教主题之一，我无法在我的作品中摆脱它，它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使我对它保持重视的作品。”这个怪诡的画家，色情的充满占有欲的人，曾经在画中把面包顶在女人的头上；也曾经把包在白纸里的法国式的长面包，充当男人的生殖器挺立着，无限亢奋而又孤寂地寻找着入口；他还描绘遗弃在荒原上的两段干碎的面包，在夕阳的暗黄的光线里，怜惜相靠，据说隐喻着性爱。但他所有的状物，都是严格的写真，有着准确的质感，的确是保持着“忠实”的。
譬如，《面包篮》，完全迥异于达利的那些梦幻的、怪奇的带着撕裂般残酷的作品，可以称得上超写实的范本。
一切都是用心的、动心的，坚实而又抒情的。椭圆形的小篮子里，衬垫着浅灰色的软布，里面有四片面包。篮子又放在同样浅灰色的桌布上。也许只有这样的篮子，才能盛放达利的面包，它似乎专为面包而编织，也专为面包而存在。用软韧的藤条编成，哪一部分都是一丝不苟而又丝丝入扣。篮体正反穿插着、攀结着，每一格都那样均匀、相称。篮子的底边，与双把儿相接的敞开的篮口，都有着流畅的、从低到高起伏的完美弧度。然后又用另一种材料，把底边与口沿儿以相等的间距，正着或者斜着紧紧地缠绕而成。你会想象到那位匠人编织时心境的宁静，手艺的熟练。他自觉的敬业，使手底没有半点儿懈怠和粗疏。篮子的内壁，缝有浅咖啡色的细布衬里，与面包的皮色相近，同样没有一点儿马虎。或许，对面包的看重，从编制开始就有了。
厚薄不等的四块切开的面包，有三片依次错落，微微斜靠在篮子的一头，它记录着切放者当时的细心和认真。另一片最厚，平放在另一端，压在篮沿和盖布之上，而且与那三片呼应。面包，从表皮到里面，都呈焦黄，带着软韧耐嚼又有些微弹性的口感。达利，以高度的技巧，绘抹出面包烘烤后的色彩。那恰到好处的带有深意的金黄，令人想到了把那揉好的如同母性乳房似的面团送进了炉膛。炉膛里的木柴哔哔剥剥地燃烧着，绛红的、灿黄的成簇的火苗，带着木头原有的气味，颤抖着、伸缩着，热烘烘地舔着面包并把自身的香气传入其中。于是，面包的皮色里就凝结了柴与火的元素，即使出灶凉却，那色香里依然保留着火的余温。
篮子里的盖布和桌子上的台布，都是随便的不经意的模样。尤其那幅宽的桌布，自然堆窝成的褶皱，虽然散乱着但那褶皱都向篮子集中。桌布虽然失去了原来的崭新和清洁，长时间的铺垫，留下了许多斑痕，有点点的成片的青色的、橙黄色的颗粒状的污渍。但桌布厚实、耐用，那布的纤维里似乎浸入了并保存着面包碎屑的气味。有光照到面包篮上、面包上和盖布上，那光从左侧澈净的照过来，但受光的只有这些东西，你就难以说明那光是室内光、还是什么光的投注，毋宁说那就是画家专注的目光，他心仪之光的外现。那光柔和、纯净而神秘，透着暖暖的诗性，一种宗教般的圣洁，恍惚来自上帝的恩赐，使领受者感到了满足的福临。
画中没有人，也可以说是人的暂时缺席。这静物在神圣中溢出它最世俗的含义。无论是布料的采用，还是篮子之精巧，尤其是那面包三对一的摆放，在有致中隐隐透露出家庭的一种内在的秩序和伦理，它简朴、基本和节制，从而展示出生活常态的恬静，并且回归到某种自律。它不像从前的一些有关餐室的画作，当社会生产过剩和暴富的商人志得意满，奢侈和炫耀就成为优越的证明。挥霍与浪费，被称为“私人罪过”，但在经济学家眼里却是有益于公众利益，也就影响了画家的审美观，相当多的静物画便是酒杯、果盘、银器、刀叉甚至撒在桌子上成堆的银币和金币。在油画《吃剩的早餐》里，那桌子上的东西乱七八糟地摆放着简直无法容纳，有破碎的核桃，切开的柠檬，露出半圆切面的烤肉，盘子在桌边随时都有坠落的可能，大块的面包只咬了一口就扔在那里……它使人想到消费的盲目，和阔富之后失去约束的麻木不仁，此时，它已经超过了需求界限而成为放纵。
而达利的《面包篮》，则既有审美的自足性，又有经济意义上的自足性，它如同在诠释着加尔文的伦理——财富多了就会成为铺张浪费之母，而真正的财富乃是美德的回报，所以人应该适当知足。
对于面包篮上的光，英国评论家道恩·艾慈则说它是“更为精细、神秘的，作为画中神圣的光辉看来由物体本身散发出来的；以几乎全黑的背景衬托出的戏剧性的光与一种更为细腻的引起错觉的手法相结合”。背景，“几乎全黑的背景”，我想它并非仅仅为了衬托光而设施的，只为了突出面包篮而为之。那黑，有一种纯粹的美感，它黑得无边无际也似乎无法测量，奥玄之中有着严肃和庄重。虽然它与观看者如此之近，但又有着不可轻渎的意味。黑中潜存着一种尊严般的高贵因素，仿佛其中有着神位，隐喻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理性，是规定你的情感的至高准则。
让我们想象、联想，把目光和思的触须伸入那黑暗，去把握那面包散发的质朴之香。
我想到了六月，六月的天空里，旋转着、闪射着熔银般的太阳。太阳之下的大地上，是成熟的麦田。干燥的风，且紧且缓地拂掠在麦田上，成簇的、成垄成片的麦子，偃伏，摇曳。粗实的带着细芒的麦穗缭缭乱乱，迷离地闪烁着太阳的光点。土地应着季节，以丰饶酬答着农人的辛劳和企盼，又一次将它的仁爱的原子，结晶成穗上饱满的麦粒。失去水分的茎干、叶子和穗儿，和着风挲摩出沙沙的声音，以兴奋与焦灼模拟着从口袋倒入仓廪的声响。当年，基督看着满山遍野金黄的麦子，以上帝的名义告诉人们：“举目向田野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他像在启示人们，不要忘记亚当被逐出天堂时上帝对他的晓谕：“你将用自己的汗水得到自己的面包。”
收割者为大地的馈赠而喜悦，他们又有了面包!
在一些民族和国家里，就像我们的煎饼一样，面包乃是最最普通和平常的果腹之物。它甚至粗糙、劣质、坚硬和乏味，但却是每日的必须。它似乎远远地离开了社会层面的宏旨，在最现实的餐桌上，也很少有人从一块面包开始审美，它也的确与诸如伟大、崇高、庄严之类相别。它与菜蔬、稀粥一样，最最世俗地关涉着人的肠胃，所以，与任何食物一样，面包无法剥离它“向小”的维度，但也恰恰在这“向小”的底线上“夷平”了世界上所有的人。就如英国美术家诺曼·布列逊所说，食物“它所提及和设定的人的主体是无名的和生物性的，与壮丽、奇异无涉。所有的人都必须吃，伟大的人也是如此；抱负在生命不可越过的事实——饥饿——面前也是要让位的，这对所有的人都不例外”。人，作为动物群中的一类，只要他还踩在土地上，他就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飘上天空，披着风做的衣裳，喝着云中的露水，也就必会以吃来规定着生命。当他饱食之后，打着嗝儿，他会忘记面包的存在，甚至厌闻那烤面包的气味，但他就靠着面包在腹中的分解、化合转化成养分和热量，佐助着他的心力和体力，才能把种种想法变成真实。同样，只有当饥饿再次来临甚至让人难以忍受的时候，他会更加真切地想到：一块面包，有时候有与头颅相等的重量!
达利在多次表现面包时，是想“使那件如此有用的东西的无用性和美学价值，象征着营养和神圣的生计”。于是，面包的形态与它的本质，在达利那里成了生理的器具。而在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眼里，面包远远超越了营养和生计。他想到了耶稣基督，当年，这圣子枯槁黧黑，流浪在灼热的沙漠中并且忍受着饥饿，魔鬼为了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把石头变成面包引诱他。耶稣想到了经上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别尔嘉耶夫从中认识到，“面包问题也是精神问题，因为肉体的权利与个体人格价值相关”。需要面包的人，他的“肉体形式是灵魂与精神的，其中存有个体人格的整体性”。所以，在别尔嘉耶夫看来，面包兼具了物质与精神。在基督之后的信徒们，把一杯酒和一小片面包作为圣餐，酒与面包分别代表着主的血肉。他们通过饮嚼、消化，来感悟上帝的临在和对俗子的诫引，并以此表达对主的追随。在这里，物质的和精神的要素统一起来了。那些极端禁欲的中世纪的修士们，曾以严酷的近乎自虐的方式绝俗。他们在悬崖峭壁上的洞穴里诵经冥思，渴饮滴水，饿其体肤，但也不能彻底拒绝一片如纸一样薄的面包。曾有古今中外那些不屈的勇士，那些为了尊严而绝食的人，并非以其行为对立了面包和灵魂，恰恰从最关性命的下限上进行弃绝，以这种弃绝，从相反的角度高扬了面包与生命的深刻关联。在不得已的情景下，唯有以撕裂开物质与精神，重新维护着个体人格的完整。因此，“面包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人不应该沦为面包的奴隶，也不应该为着面包而出售自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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