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环球笔记５则
作者：蒲荔子 吴培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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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现在的“新改革共识”初步体现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合力作用。
（许文）
清算原罪是和谐社会的前提
近日，光明网“观察周刊”发表署名文章，作者郑现莉称，要避免底层民众的暴力清算，就要求社会强势群体真切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拿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足够的诚意来，自觉主动地把自己非法侵占的财产贡献出来，这是最好最有效的方式。
作者认为：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社会资源和财富迅速地流向了少数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第一，19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为权力介入市场活动、以权谋私大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后来在1980年代发达起来的官商就是在这股“官倒”浪潮中起家，完成最初的资本积累的。
第二，持续二十多年并且越来越严重的政府官员、国企领导贪污、受贿，不仅数额越来越大，级别也越来越高。
第三，19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非法流失到私人手中。
第四，大资本集团在股票等资本市场上的圈钱活动。
第五，房地产行业的高利润。第六，煤炭等矿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可是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中只是催生了大批富豪。
作者指出，当前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
自从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快速升高。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为70％。目前更是达到了80％，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7％，这已大大高于其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不仅引发国内资源供应紧张、贸易摩擦频发等显性弊端，而且出口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也导致中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单位价格一路走低。譬如，化纤印染布每米出口毛利润已由加入WTO之初的0.11元下降到了现在的0.03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利润得不到保证，自然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无从提高。
这种状况对国家经济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只能是扩大内需。朱基时代就致力于此，可效果并不明显，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社会各阶层在财富占有上的差距太大了。收入越少的人，其收入中就会有越大的份额用于各项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而收入很高的人，其收入中只有很小的部分用于个人消费，尽管他们的消费水平很高，甚至有很多奢侈性消费也同样如此。他们收入中的大部分都要用于再投资。
作者提出，要扩大国内市场容量，唯一的办法就是公平分配社会财富，减小贫富差距。所谓“效率优先”只是方便了少数富人的财富积累，到目前已经走到了它的反面，既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率”，更谈不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公平。
要解开这个死结，无疑要求把那些被一小部分人剥夺走的财富重新剥夺回来，用于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对原罪进行清算。应该说，我国民众对社会不公的忍耐力是举世罕见的，在目前情况下，对剥夺者的剥夺，还是有可能在不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的条件下完成的。但如果这种自我剥夺不能及时主动进行的话，底层民众巨大的忍耐力就很有可能转化为同样巨大的社会异己力量，恐怕那个时候的被动剥夺就不会温文尔雅地进行了。
（张可）
完善制度比清算原罪
更具现实意义
针对郑现莉（见前文）的观点，学者张永*$在《第一财经日报》撰文反驳：完善制度比清算原罪更具现实意义。
张永*$指出：中国富人的原罪问题几乎是一个被炒烂了的话题。然而近日，这一问题再次被尖锐提出的。郑现莉文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由底层民众对中国富人的原罪进行暴力清算”的可能性。文章出现后，海内外网络媒体转载非常迅速。在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转轨、社会矛盾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言论极富煽动性。文章很多观点，特别是一些基本论述依据，笔者是不能认同的。
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的行为并不直接与公众利益挂钩，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某个特定时期上，根据特定的制度与资源约束，实现自身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能有效实现这一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家们，注定要被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所吞没。而如果制度约束不完善，比如在价格双轨制下，就有很多体制摩擦中的空子可钻。钻这样的空子，就如同我们常说的“避税”一样,都是企业家天然的利润最大化所引致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检讨并追究民营企业创业之初的违法犯罪问题，在法律和实践上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多年前的原始数据信息往往很难调查，而目前发展成型的曾经违法的企业家们，可能早已经稀释掉了所有的犯罪证据。这就再一次提出了完善司法追溯制度的必要性。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如何看待法律的追溯性。我们国家近年来一直在提倡“法治”，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忘了“法治”的要义之一，就是不能在秋后去清算春天时候没有立下的账单。
如果按照博弈论中逆向归纳的思想，这样的历史清算将是无穷无尽的。由此我们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尽快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设。如果按当时的法律就该算犯罪，而后来在追溯期内发现了，自然要绳之以法；而如果当时的法律不算犯罪，现在算了，自然要以当时的法律为依据。
总之，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完善制度比清算原罪具有更显著的现实意义。
（田山）
中国大片的视觉殖民时代
曾经何时，喜剧贺岁片被看作是中国人的新民俗活动；峰回路转，忽然又在年关岁底兴起了古装大戏。先是冯小刚一顿风卷残云的《夜宴》，接着有老谋子老谋深算的《黄金甲》。一大群蟑螂一样的黄色动物涌动着扑向皇宫城门的时候，一大群喜剧贺岁片只好退避三舍甚至不知所终。
在这里，贺岁片由喜剧型向大片型的转化，事实上是带有浓郁的地方性体验的新民俗电影被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大片电影所替代。那些贺岁的融融笑声被置换成了喧嚣的厮杀声；而电影民俗文化被替换成了视觉震惊文化。
一种可称之为“视觉殖民”的大片文化由此滥觞。
57％的外片引进（含合作拍摄），85％的大片上映，构成了今天岁末贺岁电影的基本格局。这个格局深刻地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以西方大片电影作为主流电影生产模式，疏离观众的现实体验，创生一种新的视觉震惊景观。
这种“视觉震惊”，乃是西方电影文化审美殖民的结果。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审美殖民，不能简单看作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接受，而应该看作是一系列文化召唤机制的产物。
大量引进电影修改了观众对电影的阅读期待。视觉的激情超越了对审美体验的深度关怀。
在2006年，国内引进大片已经成为电影市场的主流。计有《加菲猫2》、《冰河世纪2》、《X战警3》、《纳尼亚传奇》、《破门而入》、《加勒比海盗2》、《赛车总动员》、《空中卫士》 、《达·芬奇密码》等等二十五部之多。这意味着，每隔一周半左右就有一部国外电影引进。而且，这些电影都是以“大片”的面目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外大片与此前的大片有了一些细微的差异。文化密码、私人生活记录、宏大景观等，构成了这些电影的基本叙事方面。惊险刺激的场景，已经不再成为人们观看的主要期待。与之相关，去年盛行的两部制作过亿、收入过亿的中国大片《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都在这三个方面做足了文章。宫廷与偷情、女人与权力、壮观的场景与涌动的人潮……似乎都在重新组合中国文化历史的破译密码，呈现不为人们所能知道的私密欲望，以及打造丢失了的中国历史的帝国记忆。
与此同时，一种“视觉殖民”现象发生了。
在《夜宴》中，人物的对白节奏缓慢、句式冗长，大量的情感色彩浓郁形容词的使用，使得观众在倾听人物对白的时候，感觉别别扭扭。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对白一旦翻译成英文，则整齐、热烈，具有相当的感染力。
在《黄金甲》中，外圆内方的菊花台和黄色映衬下的皇宫布置，把“中国”物化为一系列可以引起“惊异”、“新奇”的另一种空间和地域。满城的大波妹，则更进一步把“中国”给女性化了，并成为暗含着“欲望召唤”的、期待被“征服”的肉身。在英国殖民者入侵美洲以及印度的时候，美洲和印度都在文学叙事和绘画作品中被“女性化”了。并且，被“欲望性”地女性化了。这个过程如今发生在中国自己生产的大片作品中了。
不难设想，从《夜宴》到《黄金甲》，两个看起来不相干的作品，却呈现出同样一种倾向：把西方人看电影的目光殖民到了中国的电影院中了。
视觉殖民也就意味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电影景观落到一种“全球化幻觉”之中，不再是植根于具有民俗根基的贺岁电影文化，而是植根于一种抽象意义上的“人类观看”。无论是莎士比亚故事的改编，还是《雷雨》中复杂交织的伦理叙事，都被改造成一幅可以“超越”视觉的文化界限的全球化电影。在这里，大胆“舍弃”中国观众的“看”方式，强烈地认同西方大片“看”的目光，实现了视觉殖民的最终意义。
有意思的是，文化对“纯美”、“唯美”的诉求和追逐，乃是一种现代化召唤下的国家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今天，想象一种社会图景，总是和一种品味、韵味的过度想象联系在一起。从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陈凯歌的《无极》直到今天冯小刚的《夜宴》，这种极美的乌托邦诉求，正显得日益明显。本来是属于大众文化形式的“电影”、“大片”，今天却成为高高在上的“唯美”之神。过去的反精英主义的大众艺术家，今天却蜕变成了带有更强烈的掩饰性和虚幻性的“新精英分子”。
（周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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