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环球笔记５则
作者：蒲荔子 吴培锋等
字体： 【大 中 小】
韩少功：文学要走出小圈子
近日，凭《山南水北》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韩少功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谈到：文学要走出小圈子。
韩少功认为，写作常常需要一种新的刺激、新的营养、新的动力。这在一个同质化的社会里就会遇到困难。比如我同作家或学者打交道，我读过的书他们也读过，我知道的信息他们也知道，这种同质化交流的效率和品质很可疑。但是你和一些异质化的对象交流，比如中国人与外国人交流、现代人与古代人交流，可能就会比较有意思。那么一个城市的人与农村人交流一下，也容易产生一些异样的效果。
到乡下有很多好处，我可以享受安静，呼吸到很好的空气，减少一些应酬，还可以同底层的老百姓多一些接触。我和农民交谈非常开心。在每个村子里，你都可以找到表现能力特别好的口头文学家。他们的语言表现能力在我之上，能给我很多启发，成为我们的老师。所以知识分子去农村生活，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
对于《山南水北》被标签为“新寻根文学”，韩少功这样说，这个“根”，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可以说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或者说现实生活是我们的根，还可以说民间社会是我们的根。但总的来说，文学要走出小圈子、走出书斋，避免技术化的花拳绣腿，避免自恋化的无病呻吟，向历史与现实展开搜索的方向。如果你认为这就是“寻根”，或者是“新寻根”，那么我并不反对这样的叫法。但是“寻根文学”这个概念用了很多年，负载了很多理解和联想。有时候为了避免某些无谓的争论，你不用“新寻根文学”来命名，我也会很高兴。
韩少功还强调，技术、手法等等肯定是要用的。西方有个著名艺术家说过，最好的形式是没有形式。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就是“大象无形”。一个作品要做到朴素自然，但并不是简陋，需要很深的功力与到位的火候。这是我奢望的目标。我以前也写过一些形式感很强的作品，像《爸爸爸》之类，但我也想尝试一下表面上看起来形式感不那么强的作品，《山南水北》就是这一种。从表面上看，它非常简朴，甚至像流水账，像博客和日记。我想比较一下两种形式的效果，看什么方法最方便于我自由而准确地表达内心。也许，文无定法，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长短。
韩少功谈到自己在乡下居住时说，我觉得农民与其他的社会阶层没什么区别。他们有沉沦也有奋进，有让你感觉沉重的东西，也有令你感动与开心的东西。正如帝王的生活和囚犯的生活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帝王可能是个有钱的囚犯，囚犯可能是个没钱的帝王。丰富的人性在哪个阶层都是存在的。我既没有把农村看成天堂，也没有把它看作地狱。我讨厌标签式的人物描写。
作为一个作家，写农村还是写城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生活在发生什么变化，而人性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如何曝光。在生活出现剧烈的落差、变化以及震荡的时候，人性的曝光会多姿多彩。这也许给文学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们不要回避这个机会。
在谈到个性化写作时，韩少功说，古今中外所有优秀作品，只要我们读过、喜欢，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一定那么立竿见影，就像我吃下一块猪肉，身上不见得就长出一块猪肉来。受到影响与坚持个性也并不矛盾。最不受他人影响的是刚出生的婴儿，但正是婴儿们最为雷同，吃喝拉撒一个样，没有多少个性可言。
也许我们的生活本身在雷同化，比如不论北京还是广州，不论欧洲还是亚洲，城市都越来越一个样，无非都是立交桥和大高楼。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也在雷同化，比如一切向钱看，一旦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个性可言？这时候的个性都是包装化个性。你穿长裙子，我穿短裙子。你是刘德华的粉丝，我是林依轮的粉丝。也就是这点小差别了。但骨子里的冷漠和无知、任性和虚弱，却是一个模式，没有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写出天马行空和特立独行，当然是非常困难的。
（蒲荔子 吴培锋）
甘阳：寻求“新改革共识”
学者甘阳日前撰文，称一种“新改革共识”正在形成。
甘阳称：今天已经很有必要从新中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而不宜再像历来那样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的近三十年。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9）和后三十年（1979至今）的历史连续性，而且这种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成功。
甘阳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我以为仍然必须强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国防副部长）最近说，过去二十五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强调，无论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多少问题，但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说成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不符合事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毫无疑问，1990年代以后的改革导致贫富差异的日益扩大，从而使社会公平的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问题。但也正是在这里，我想指出，晚近以来关于改革的种种争论，实际不应该简单地说成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新的改革共识的形成”。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胡温新政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纲领的提出。在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精神是突出强调，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诚然，这种新改革共识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开地反对这种“新改革共识”，换言之，“新改革共识”的舆论威力不容低估，这种共识现在至少已经形成了对利益集团的一定制约作用。
甘阳指出：上述“新改革共识”的逐步形成，实际是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历史所形成的某种综合效应，亦即“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倾向，那么，“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更进一步说，“新改革共识”实际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我近年来所指出，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二十八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入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劲，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很多重新讨论，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更是日益强劲。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但今天却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这在中国现在的许多电视剧特别是家庭生活剧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