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地方与叙述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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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叙事既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信息传播，也不只是一种纯粹理想的伦理话语，在一些地方性叙述里，性话语一直是极为放纵的，甚至在革命时代，也没有禁止性话语的流布。性话语是一般的骂人话，带有某种娱乐性，但也是暴力和侵犯性的语言。地方性叙述因此不只是道德教化性的，有时带有明显的情色与窥淫癖性质，如同大众传播时代一样，媒介的堕落，它与其说是在传播社会必要信息，不如说更像乡村长舌头喜欢传播绯闻私事，而不是更重要的公共事务的信息。
地方性叙事是小地方的人们使自己的生活和经验及其道德教诲仍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渠道，也是地方记忆的载体，是留给下一代人的地方记忆的遗产，使一个地方的现在和过去在叙述话语中联系起来。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把地方性叙述，它的片断的、叠加的、变异的种种叙述文本，视为一个地方的隐形的长篇小说，一个地方性的小型史诗。它的世俗性可能使它更接近一部永远没有完结的长篇小说。它的叙事结构是开放的、延伸的，但也仍然具有长篇小说的结构形态，那就是一个地方的历史世界和社会时间。这个社会也有一些基本的价值冲突和戏剧性，而且它的叙述结构还特别现代，时间的交错，人物的复现，故事情节的重复，多重叙述人，以及叙述人与故事人物的多重关系等。我不知道在小说叙事的历史上，有多少作品得益于这一地方叙事传统。
地方性叙事的消失，是地方性消失的一部分。地方感和地方知识已经迅速地被大众传播所无限复制的经验取代了。生活中直接经验的叙述也越来越稀少，与人们自己直接有关的叙事越来越少，一些强势媒介和社会主导群体的叙述越来越多，这似乎构成了对边缘群体的另外一种压迫与侵害，迫使他们沉默，迫使他们进入沉默。面对自身的经验，他们感受到的是无言的压力。传播媒介以经验的复制取代人们自身的经验，以他者的话语取代人们自己的叙述，进入信息终端的话语不再使人们进入他们自己的叙事活动。最终，不仅是边缘地方的人们陷入他人的世界，城市中的人们也陷落在他人，或确切地说陷落在拟像世界里。人们不再那么关注自身的、感受所及的生活世界，而是一个拟像的景观世界。电视和大众传播带来的是单一的多元性？
在人们围着电视收看遥远地方的事件，收看国际新闻时，他们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就这样被忽略了。人们常常漠不关心地收看着世界各地的新闻，而大多数地方的人物与故事，地方性经验由于不能进入大众传播的叙述而遭遇到人们的忽略和遗忘。地方性叙述由于覆盖广泛的大众传播而几乎消失了。大众传播中的各种政治和娱乐性人物以及虚构的人物取代了地方叙述中的人物。我们不再知道自己生活社区里的人们的事情，甚至也不再认识他们，更不知道地方祖先们的生活世界，但却对世界级别的各种明星人物的隐私了如指掌，尽管我们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用，我们甚至也没有任何回应这种信息或他人经验的能力。遥远的他人的经验、影像世界的间接经验、被传播和复制的经验成了人们假装每天都要关心的经验，与自己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间接经验取代了人们身边的切身经验。在大众传播社会里，小型社会和地方性叙述被遗弃了。这一状况带来了地方性经验的贬值，地方性经验因为没有进入叙事的渠道而被虚无化了。在好的意义上，大众传播所传播的信息打开了地方性叙述的封闭性，以多元化的价值和社会生活方式打破了地方的偏见。我们生活在宏大的世界性的影像景观中。大众传播对地方性叙述的取代决不仅仅是纯粹的启蒙与解放，大众传播所带来的多元价值或者主导性的价值甚至取消了地方性生活的意义。一种特定的地方性经验现在不再参照地方性叙述，而是参照“宏大”叙述，但在这种宏大叙述里又没有这种地方生活的位置。当一个年轻的牧民放牧回来收看电视娱乐节目时，这些节目所传递的另外一种信息可能就是对他的生活的具体否定。
讲述人们自己的生活，讲述地方性的故事具有特别的意义，一种有效的地方伦理依赖地方性叙事。当人们失去了叙述自己身边、自己所属的社群的故事的兴趣和能力时，当人们不再面对面地讲述自身的悲痛、愤怒与希望，这些叙述不再形成地方性叙事，那些有规约性的社会伦理就难以构成一种力量。当社会生活中的个人的故事与遭遇不被自己所属的社区的人们关注和倾听，人们的社会伦理感情就难以形成。仅仅依靠一种抽象的道德、由最高行政长官或由党派颁布的抽象道德要求难以构成社会真实的伦理情感。事实上，没有对人们自身的生活故事的自由叙述，这样的抽象道德理想总是会落空。阅读那些古代的经书我们会明白，当一个特殊社群的经书被普遍化之前，经书中的道德教训通常都不是抽象的，使某些教义有效的，是这些经书中所叙述的某种地方性的故事。叙事比教义更有力量，即使在经书中也一样。
波德里亚在《大众：媒介社会的内爆》一文中分析说：媒介呈现毫无节制的信息，而且它们是在通过强烈的感受性而消除回应的意义上如此我行我素。这种拟真的现实没有所指称的对象，没有范围，也没有来源。它在表现性的逻辑之外操作运转。但是，大众发现了颠覆它的一条出路：沉默或者被动服从之策。通过承受媒介的种种拟真，通过失掉回应，大众逐渐削弱信息话语的基础。然而，失去对“大众传播”的回应是一回事，回应或失去回应人们自身生活的能力是另一回事。如何给予人们自由地讲述自身生活的权利，在“大众传播”时代支持地方性的叙事，从信息的大量复制回到人们经验世界的现场，并不只具有文学的意义。在某些普遍的文化价值得以打破了地域性的偏见之后，地方性叙事仍然应当具有正当的社会伦理功能和文化功能。尽管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充满流动性，人们还在某种意义上生活在一个确定的地方。当法律的大门不对他们敞开，不能给予小地方小人物以援助，也不能制约那些强势人物时，如果他们讲述自己生活故事的权利和能力都消失了，有效的社会伦理情感就会被蚀空。今天，人们看到了带有地方性叙事色彩或个体传播的短信叙事，也许它只是一种并不令人满意的代用品。
真的已经没有了“喝酒吃肉望星空”的生活方式，没有了乡村长夜里讲故事的人，但如果没有了对人们自己生活世界的叙述，对人们自己的小历史的叙述，他们从哪里索取他们生活的地方与个人经验的意义感，这是我想谈论而没有能够清楚表达的，当我闭嘴，我还会想。因为我和我曾经路过的地方一样，在信息的爆炸和个人经验的沉默之间积累着无言。
耿占春，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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