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地方与叙述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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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路过一些偏僻的地方，看到一些农户、山民或牧民房顶上的电视接收天线，我总禁不住想，电视所播报的节目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我看到这样一个关于“村村通路路通”节目，记者访问川西藏族牧民，他知道记者的意思，说现在好了，我们牧民可以有文化了，可以通过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记者继续提问的意思有明显的忆苦思甜诱导：那么你们在没有电视之前晚上都干什么？牧民的回答是：“喝酒吃肉望星空。”
多好啊，我想。排除一个读书人对这句话的浪漫想象，我还是为消失的生活方式中所包含的意义感到不安。下面我只能说一些属于个人阐释或猜测的话。无疑，电视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信息的了解——这里无法讨论信息的传播、删除与过滤装置的意识形态化过程，以及它是传播信息还是宣传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观——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多余的、过剩的信息可能像一种精神分裂症状一样堆积在人们的知觉中。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信息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冲突与事故，某些消费社会的奢侈景观，大量的娱乐节目、影视剧、脱口秀，一种可能看起来让人羡慕的生活场景，美丽妖娆的女人和渲染着欲望的广告，等等。总之这些东西很少与人们自己的生活有关，尤其是对那些地处边远的人们。这些电视节目表述的是他人——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个真实的他人，这只是一个拟像的世界，一个波德里亚所说的仿真世界，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这些节目不会表述他们自己。为一只受虐的猫而愤怒或者为一辆新车而雀跃，那些情感的感受性要么太细腻要么太粗糙，拟像世界里的欢乐与悲伤都不符合他们自己情感生活的实际尺寸。但对于那里的年轻一代，对他人世界——它不会被当成拟像世界或纯粹的影像世界——的这些表述甚至可能被体验为对他们自己的否定，电视里的一切生活图景拥有“现代文明”的光晕，否定了他们自己所过的生活，使他们的真实生活暗淡无光。这些信息也许才是覆盖和超越其它一切信息之上的终端信息。电视所制造的现代社会的影像景观，对这些群体除了提供所谓信息之外，实在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有一点是清楚的，人们总要拿自己所知道的他人的生活来进行自我参照。他们会不会在这些信息的潜移默化之下，拿他们所“看见”的世界比照自己所置身其中的世界，这种参照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自身的日趋娱乐化对那些仍然处在贫困生活中的人们意味着什么，不是我这里所能够谈论的。有一点也许是清楚的，那些娱乐节目、那些影像景观所传递的信息形成了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它瓦解了地方生活中人们的理念，那些曾经使他们感到生活是幸福的理念。在这些信息、娱乐的劝导下，“喝酒吃肉望星空”式的牧民生活在新一代人的眼中再也不会是幸福的了。这是我在旅行途中，经过他们的草场时从我的幸福感的缝隙里感受到的一丝讥讽。
对人们来说，影像是一个虚拟世界。影像又不是一个虚拟世界。电视里的虚拟世界就是他们的彼岸世界。书籍也曾经充当过这样的虚拟世界或生活的彼岸性，也许就像我们小时候所阅读的小说世界一样，它并没有带来对自己生活的全部否定，而是带来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意识？带来我们对生活彼岸的渴望？
不是我不知道每个社会成员，更不要说每个社群都有理由加入到社会主体中来，都应该分享社会的信息这个道理。我在片刻的幸福感和片刻的遗憾之中所感受的隐约是另一个问题。牧民、山民以及许多小地方的人们的生活自身固有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闲暇时间，除了“喝酒吃肉望星空”，其实还有听人讲故事。在大众传播媒介出现之前，表述的规模是地方性的。经验的叙述与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基本上是重合的。除了出远门的人所带来的关于外面世界的故事之外，最大量的叙述是关于他们生活的地方。他们知道甚至认识故事中的人物，讲述者有着与他们面对面的生活。地方性叙述不一定有完整的叙述形式，可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一个笑话，一个小典故。这是针对早先的生活世界的“故事”类型，同时地方性叙述显然还有“新闻”性的，比如本地人的一些绯闻或谣言。它们在乡村社会以及小城镇普遍流传，形成小型社会的故事传播空间。这些叙述不是虚拟世界，尽管叙述总是包含虚构。完整地理解地方性叙述也许还应该加上乡村世界的童谣、民间故事和谣谚，和曾经十分活跃的地方戏和讲古说唱形式等等。也许讨论地方性的虚构叙事是另外一个有意义的话题。无论哪种情况，都似乎值得人们做一些关于地方性叙事的田野调查或个案研究，而我这里只是一种凭借过往的经验做一些观念上的理解而已。
地方性的小型叙事不只是传播信息，这些叙述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舆论力量，地方性的叙事是一种地方伦理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在“喝酒吃肉望星空”之余，这些叙述对本地人发挥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和评价机制，形成和传播着本地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评价。地方性叙述既有对当地掌故的叙述，也有对本地新闻性的叙述。除了那些具有教化意义的掌故，除了那些具有道德楷模的人物，还有地方性的喜剧人物。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故事系列，有自己的人物画廊。地方性的叙事形成了地方传统的重要内涵，形成了地方自身的小历史传统，甚至可以说，地方叙述帮助建构了地方意识。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都受到这些叙述的教化，也受到这些地方叙事舆论力量的规约。正是这些地方性的小叙事参与形成了特定的地方感。
地方性叙述所讲述的人物是丰富多样的，乡村社会包括那些小城镇的各种人物都进入了地方叙述，这是人们所说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小地方，小人物，他们的事迹不足以名留青史，然而也不是没有痕迹，他们的性情与故事留在地方性的话语谱系之中，他们在地方性的叙事里得到恰当的小历史和小叙事的位置。地方叙述中有许多不同的人物形象，既有本地权威人物，德高望重者，也有臭名远扬的人物。而且每个小地方都有人们特别“喜欢”的傻瓜型人物，弱智者或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个小地方的孩子从小就听说这些叙述，他从这些叙述的话语和风格中就知道如何与这些不同的人物相处。即使是那些傻瓜与有罪错者，由于在地方叙述中有了位置，也就被地方的人们所接纳。人们在关于那些愚蠢的人的故事中已经知道如何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在传统社会，通常人们不会把某些傻瓜或精神病患者送交医院，或以别种方式把他们隔离起来。甚至不把那些臭名远扬的犯有罪错的人送进监狱，地方性叙事仿佛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约束性力量，一种无形的规范，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叙述就是一个话语的“牢笼”。臭名远扬就是一座监狱。事实上，在法律叙事之前，在法庭上对某些罪错的叙述之前，地方性叙事话语已经构成了乡村社会的伦理规约。而对另外一些非正常的人，傻瓜、弱智者和精神病患者，关于他们的笑料已经使人们得以善意地接纳了他们的愚或蠢。他们只是正常人的一副稍有变形的镜像而已。无论对故事中的人物，还是对听故事的人们，嘲笑和幽默似乎在充当着调节性的道德力量。小地方的人们在地方的故事叙述中就已经在某种惩戒叙述中接纳了他们，知道如何与他们共处，并且相安无事。
地方性叙述也有特别近似于新闻的叙述，那是人们所说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当然，关于好坏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地方性叙述除了教化功能，人生的教诲作用和喜剧的娱乐之外，在过去的世代里，地方性叙述也常常充当了一个无情的和过于严酷的法庭，所谓人言可畏，这些地方性叙述能够剥夺一些人的生活权利甚至是生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里有许多对地方性社会以言杀人的地方偏见和传统道德的批评。地方性叙述也是地方偏见和地方传统发挥极大作用的形式。对于一些罪错，地方性叙述具有特别的宽容精神，它常常以嘲笑作为惩罚。但也有一些被认为是罪错的，地方性叙事往往给予当事人极其难以承受的叙事压力，使其丢尽脸面，使他们成为牺牲品。在传统的地方性叙述里，这是它为人诟病最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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