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从娱乐到反抗
作者：张 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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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馒头》的制作上，胡戈并不是先按照自己的逻辑对《无极》进行批判，在阅读完文本之前，他并没有构想好批评如何展开。他的“主题”是从《无极》这一文本中来，他讲的故事就是《无极》的故事。他成功地运用了新对象自身来讲了一个新故事，再用这个故事反过来批判了那个新对象。如果我们把《分家在十月》看作是对央视评论部的批评的话，那《馒头》就是一部“内在批判”的作品，因为它有一个“主题”先行，“故事”先行。就对《无极》的批评而言，像《馒头》这种以《无极》恶搞《无极》的“内在批判”和其它想通过“讲另外一个故事”对《无极》进行“外在批判”的批评相比，在破坏性上，自然更强。
《馒头》一方面吸收了偏娱乐的恶搞“从文本出发”这一特征，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偏讽刺的恶搞批评性的特质，使得作为“态度”和“方法”的恶搞显得更加成熟。而我们又正处于社会的变动期，任何发展变化都可能以我们不能预期的方式出现，如果依然是“按图索骥”，以自己既有的方式去解读新事物、批判新问题，难免会事倍功半，遇上陌生的状况甚至还会失语，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作为“态度”和“方法”的恶搞就显得更为有效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恶搞——《馒头》——就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文本的解释权落到了读者手中。
在旧的秩序下，意义的生产是被社会权力精英所把持，他们决定一个作品是好是坏，而他们要维持自己的权威就必须和普通大众保持距离，有距离才能让普罗大众产生一种崇敬感，因为有这种崇敬感，就无人对其权威性提出质疑。这里有两层“崇敬感”，一是对于作品的，二是对于作者的。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因其可复制性、不再独一无二，丧失了“灵韵”，对作品的“崇敬感”已经被消解。而恶搞则通过其高参与性，对权威或作者意志的批判性质疑，把读者从对作者的“崇敬感”中解放了出来。就《无极》而言，单单三亿元的投资就会让普通人觉得遥不可及，感叹那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拍的，正是在类似的感叹所产生的距离感中，权力精英实现了他们的文化垄断。在这种情况下，胡戈出现了。一个羸弱的年轻人导演了一场“馒头血案”，一不小心在高高在上的权力精英面孔上戳了一个窟窿，让我们猛然发现他们也不过尔尔。这样，他们与普通大众的距离一下子就被拉近，其崇敬感自然烟消云散。头上没有了权力精英的压迫性精神笼罩，大众的主体意识就开始慢慢觉醒，其对文本的解读上也就不再满足于权力精英的“宣传”了，开始寻求更多的自主性。在这点上胡戈走得更远，他的革命性在于他已经不再满足于个人对文本作一个另类解读，他坐到了陈凯歌的“编码”座椅上，将作品纳入公共视野之中进行一次“再编码”，并且互联网又给他的“再编码”提供了面向网络大众的便捷的传播渠道。正是在网络时代，对文本的解读才可以超越受众的个体立场，传达到了社会公众层面。在这个意义上，《馒头》成功地实现了对文本解释权的夺取，对作者的权威性也来了一场彻底的消解。他不仅宣布“作者之死”，而且埋葬了原作者。因而我们可以说，《馒头》开创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这样一种新的批评方法，作战成本低，战果显著，对于打破话语霸权、文化垄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馒头》上，我们看到了未来成功反抗意识形态的可能。
由此可见，《馒头》式恶搞和“大话文化”的区别是明显的。
反抗之后
就《弱者的武器》一书作者斯科特的逻辑来看，恶搞是普通大众避免直接对抗权力者的反抗形式。因为公开的政治活动代价太高，普通大众可以用恶搞这种“弱者的武器”来参与公共生活。在这种“隐蔽”的日常生活微观反抗下，底层参与政治的危险性可以降到了最低值。这样，既保证了底层对于政治的敏感，不至于变得麻木，又可以破坏统治者的文化价值，还可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为可能的社会运动积蓄力量。这就有点类似于鲁迅先生所说的“韧”的精神。
同样，在麦克卢汉的分析框架里，冷媒介上受众的高参与性会带来民主社会的良好发展。而恶搞作品恰恰就是一种冷媒介。在对恶搞作品的“阅读”上，受众不但要调动自己各种感官，更要召唤起自身的各种记忆（通常是不愉快的集体记忆）才能很好地理解充满戏仿、反讽的恶搞，在与民众的“不愉快记忆”的共振中，这些都得到强化。高参与对反集权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有利于打破一元的单一的由官方操控的意识形态，推动着社会意识的多元化。
恶搞的积极作用看上去很多。颜峻在谈论迷恋摇滚乐的青年时说，“年轻人不属于任何利益体系，他们把糖衣剥下来吃掉，然后把炮弹打回去”。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理想状态下对付糖衣炮弹的最佳策略，现实中却近乎呓语。颜峻却认为那值得一试。这样的策略在抵抗集权统治意识形态上，至少就恶搞而言，是成功的：我们享受恶搞权威带来的乐趣就是向既有的文化霸权开炮。这种炮弹就是“弱者的武器”，这有助于我们去积极地截断权力精英向大众作的文化输出，有助于我们去积极地打破文化垄断，对于单个人而言则可以免于文化专制。但这终究是面对权势者文化输出的被动性防御策略。换言之，也就是，我们可以防御性地避免一个最坏的文化专制，但是如何实现一个多元健康的社会文化生态，恶搞似乎很难肩负起这样的重任。
当我们习惯了这样一种文化反抗策略之后会怎样？看来是会无休止地剥糖衣发炮弹。不幸的是，这在互联网上已经成为现实。恶搞本身正在成为一个新的霸权。一方面，网友试图在一切对象物身上寻找“剥糖衣制炮弹”的可能，他们开始排斥严肃的非恶搞的信息，“一本正经”的表述往往遭到习惯于恶搞的网友无情地嘲笑乃至于恶搞。重庆钉子户被网友PS加工恶搞成霍元甲、超人，北京奥运会徽被PS加工恶搞成男女厕所标识。前者我们或多或少还能从中发掘出一些讽刺批判。可后者呢？恶搞权威正在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不恶搞就是不行。这或许就是我们面对恶搞版北京奥运会徽最大的发现。到了这样的地步，网络恶搞就开始呈现出排他性，也就背弃了它产生之初的多元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当恶搞成为时尚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信息压迫。典型的就是《馒头》如日中天之际，似乎这个世界的媒体都把焦点放在恶搞上，恶搞挤走了报纸严肃新闻的版面，同时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设置了公众的议程，又给对恶搞并不感冒的人带来一种压迫：身边人谈论的都是恶搞，如果他不想被孤立的话，也必须去关注自己并不感兴趣的恶搞。到这里，恶搞就走向了自己的反动。
伴随着恶搞革命性的减弱，另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上的犬儒化倾向。当自由言论空间匮乏时，它直接导致了公民天然的表达欲不得不找寻另外的出口。恶搞正好起到了这样的功效，这对恶搞成为一种时尚起到了加速作用。因为恶搞本身极具娱乐性，人们从恶搞中可以获取颠覆权威的快感，很容易沉浸在一种想象的权力满足之中，从而失去了现实中的实际行动能力。自网友“胡倒戈”恶搞红色经典后，广电总局开始着手禁止网络恶搞。于是恶搞只能在一些无关痛痒的领域展开，尤其是娱乐文艺领域，恶搞已经泛滥成灾。由此可见，恶搞依然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文艺和娱乐之外呢？难道要用上斯科特所描述的农民阶级的偷懒、装糊涂、假装顺从来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反问的是，恶搞这样“弱者的武器”又是怎样的一种武器？它作为武器的边界明显，可用范围有限，在其边界之外，或者其作为武器的功用不奏效时，就很容易沦为一种“阿Q”式自我满足的工具。
在恶搞这一“武器”的具体应用上，胡戈原本开了一个“新批评”的好头，遗憾的是网友对胡戈的学习并没有学到其精髓，学到的只是娱乐的外衣，却把内在的“态度”和“方法”给丢弃了。胡戈之后的恶搞文化呈现出了明显的低俗化倾向，色情成为新的恶搞增长点。在恶搞《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众多短片中，焦点都就放在了片中女演员的胸上。
恶搞在娱乐上能够短期内迅速聚集相当可观的人气。它以躺倒然后作战，占据有利的地形。它反权威，有道德优势，于是就政治正确。在当下的社会情景里，这些都意味着资本。有了这样的资本，就有被无孔不入的市场收编的危险，成为文化工业中的一环，被纳入消费逻辑之中消费掉。恶搞的精神领袖胡戈在《馒头》红火之后，就成功地得到六间房网站的投资，拍摄了“网络长片”《鸟笼山剿匪记》，然后在六间房网站首发，短短数日，六间房这个原本没什么名气的网站迅速成为了一个知名网站。尽管就这件事上，我们还不能断定胡戈就被市场收编了，但《鸟笼山剿匪记》以及之后的《007大战黑衣人》比不上《馒头》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初，《大话西游》蹿红后，迅速为消费文化所收编，原本具有某种先锋性、实验性的“大话文化”成为一种小资的生活做派。“大话”的生机和活力就此衰竭。十年后，当年《大话西游》的导演刘镇伟再次重新演绎《西游记》拍的《情癫大圣》已经成为一部炫耀电脑特级的“西游记版”机器人大战，完全不值得看第二遍。就连作为小资看片指导的专栏作家卫西谛都认为该片是“用看似最前卫、最酷的视听手段讲述了一个最老套、最滥俗的爱情故事”。胡戈式的网络恶搞是否也会重蹈“大话”的覆辙呢？从《馒头》到《鸟笼山剿匪记》再到《007大战黑衣人》这一路，我们依稀可以看到类似于“大话”从《大话西游》到《情癫大圣》这样的一个路径。收编或是衰竭看来已经成为在所难免之事。不过至少，胡戈带给了我们一场恶搞文化的洗礼，从中我们看到了或学到了权力精英最为惧怕的“内在批判”巨大的破坏力以及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至于未来，恶搞是否依然是“弱者的武器”，延续《馒头》式的弱者反抗权力精英的“态度”与“方法”，就未可知了。
张焮，在读硕士研究生，现居上海，曾发表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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